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欧洲的普遍印象深深影响了他们对美国自身的认知和对美国国际角色的思考，进而又影响了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和处理对欧关系的原则，推动了“孤立主义”外交的形成。
美国早期政治精英们对新国家最基本的要求是使其避免堕落成新的“旧世界”。美国的建国目标之一便是在政治上建立一套不同于欧洲的决策和行为方式。如J·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弗克（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所畅想，美国应该是一个“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统治、没有少数人独断专行、没有雇佣成千上万人的大作坊、没有奢侈浮华的精致生活”的国家，应该用“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机制”取代“旧世界”的生活。
在精英们看来，只有对欧洲的习气进行主动的自我隔离，保留美洲大陆的纯洁，才能不让“新世界”堕落。“纯洁”是一种脆弱的状态，美国精英们认为，欧洲在政治制度和生活风气上的堕落对美国人是有传染性的。在杰斐逊看来，贵族专制体制让“一个美国人的头脑很可能受坏思想的影响” 从欧洲回来的人，“浮华和享乐的欲望犹如血液的流动”，对欧洲的回忆“毒害了他们的余生。”因此，杰斐逊反对美国人与欧洲人进行过多的接触，甚至不赞成美国学生前往欧洲留学。“美国人到欧洲接受教育将失去知识、失去道德、失去健康、失去好的习惯，失去幸福。” 同样，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认为：“长期居住于欧洲的美国人难免会或多或少地失去自己的国民特质（national character）。”“对一个在欧洲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呼吸的空气都会腐蚀他的道德”。因此，为了维持美国的“纯洁”，精英们主张美国人应该在精神上主动与欧洲国家保持一定距离。
除了主动远离欧洲外，精英们认为也要防范欧洲的侵扰。如果欧洲的力量主导了美国，那么美洲的“纯洁性”自然难保。精英们相信，欧洲君主们一方面会嫉妒美国国土上丰富的物产，另一方面又会惧怕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因而，他们担心欧洲国家会在美国恶意煽动分裂、破坏贸易，甚至直接武装入侵美国。同时，美国弱小的军事力量又难以抵御欧洲国家的入侵，与欧洲国家发生冲突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便美国没有被直接入侵，卷入“欧洲政治的迷宫”和战事也十分危险，好战的欧洲君主会将美国“玩弄于鼓掌之中”，而且这也会让“外国势力找到方法腐蚀我们的人民，影响我们的决策。”但美国可以选择对欧洲事务敬而远之，如潘恩所言，“美国如果远远离开这个争执不休的世界，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了。海洋环绕着它，荒野支持着它，除了它的上帝以外，美国还怕谁呢？”因此，精英们反对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与欧洲保持长期密切关系，从而远离欧洲的一切纷争。
不过，精英们也意识到美国无法与欧洲彻底脱离隔绝，美国的发展依赖欧洲的贸易与知识。在他们眼中，这两者似乎并没有没看作是对美洲“纯洁性”的致命威胁。美国与欧洲的贸易能给美国带来不可或缺的财富，来自欧洲的知识也推动了美国的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一贯鄙视欧洲的杰斐逊甚至也曾建议美国人学习欧洲的技术。由于欧洲的形象在建国精英们的心中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一面，因而精英们也并不主张让美国与欧洲完全隔绝开来，他们有时还会支持贸易和知识交流的进程。
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演说”，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精英们在建国早期的主流外交主张。“告别演说”中这样描述对美国外交的基本构想：“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卷入欧洲的是是非非……是不明智的……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落网里去呢？”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奉行对欧洲的战争和政治纠纷敬而远之的策略，将美国与欧洲“旧世界”“孤立”起来。即使那些对美国产生极大吸引力的欧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虽然引起了一阵悸动，美国决策者们也最终决定不进行干涉。然而美国的“孤立”原则并非将国门完全关闭，美国与欧洲保留并发展着长期以来未曾间断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告别演说”中的这段内容成为了后世决策者进行外交决策的重要范式，也被史家称为“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滥觞。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数十年间，美国精英们对欧洲的看法又出现过一次震荡。美国建国后的数年间，精英们对其新建立的政治制度充满了自信，并且坚信欧洲将会朝着美国指引的道路发展。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国父们都曾对这场发源于欧洲并且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的革命赞赏有加。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与大革命密不可分的暴行”使国父们对革命的态度急转而下，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对欧洲流露出更大的失望。
随着法国革命的暴力化，以及其后的1812年战争、欧洲各国王朝复辟和神圣同盟干涉西班牙等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欧洲的“他者”形象也被进一步巩固。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人们的提醒不断被事实佐证，加深了美国精英与欧洲政坛保持距离的信念。门罗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演讲中告诫听众“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加以消灭”，他反对美国人支持欧洲的任何革命，也反对美国向欧洲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如果美国干涉他国革命，则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并失去拯救其他国家的力量”，美国最终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
门罗政府担心的不仅仅是民众与欧洲过多的接触会污染美国的政治制度，时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还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实质性挑战——崇尚战争的欧洲君主或许会用武力将君主专制制度带到南美洲，进而向北威胁美国的自由和民主。1823年法国出兵西班牙，并一度可能与神圣同盟一道占领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前总统杰斐逊致信门罗总统，提醒其注意欧洲这个“专制主义的温床”，美国需要“竭力使我们的半球成为自由的家园” 另一位前总统麦迪逊则预言会近期存在一个“自由与专制激烈斗争的纪元”。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精英们认为，美国要做的便是尽力保全自己的安全和自由的制度。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我们只能指望遥远的距离、大洋的隔阂与对干涉欧洲政治事务的克制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他认为应该向欧洲重申不干涉欧洲事务的立场，“我们坚持共和原则，但我们不主动输出共和制。”因而，12月，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重要影响下，门罗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其中有关拉美事务的部分史称“门罗宣言”。
“门罗宣言”中也体现出了欧洲“他者”形象的诸多影响。“宣言”中对欧洲的描述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欧洲的政治将普罗大众的福祉摆在极低的位置。咨文中批评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帝国的治理，暗示了欧洲的政治制度无法保障人民幸福，欧洲国家也并不把提升人民幸福作为政治目标。第二，欧洲国家崇尚武力，并热衷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基于以上两个特点，“门罗宣言”将欧洲的政治和美洲的政治对立起来，或者也可以说将欧洲的君主制和美国的自由制度相对立，欧洲代表了专制、苦难和战争，而美国代表了自由、幸福与和平。“同盟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美洲极其不同，……同盟国家在任何大洲的任何地区扩张自己的政治体制时，都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我们的和平和幸福。”因而，美国有责任在美洲捍卫自己的制度。“门罗宣言”在继承了“华盛顿告别演说”中远离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政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试图将欧洲国家的势力排斥到美洲大陆之外。门罗宣言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而出台，标志着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的最终形成。虽然推动门罗宣言出台的现实主义因素不可小视，但是美国决策者对欧洲的厌恶和警惕也是重要因素，门罗宣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联邦政府初期美国精英欧洲想象的自然结果。
欧洲政治专制、战乱频发、政府不顾国民利益的形象在19世纪的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无需证明的常识性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孤立主义”在19世纪美国对欧政策中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欧洲的负面形象为美国的“孤立”原则提供了道德和道义上的正当性，冲淡了美国因国家实力弱小而无法与欧洲抗衡的现实，维护了美国人的自尊心。美国人对欧洲的消极印象始终存在于国民文化的深层意识中，即使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完全走出孤立主义之后，民众对欧洲的负面印象仍然存在。当然，在19世纪初期，推动孤立主义主导外交的最大动力是安全考量与经济利益，美国决策者和民众心中的欧洲形象既是孤立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一种解释。当美国的国力在客观上允许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时，美国人对欧洲的负面看法很可能转而支持美国对外政策选择另外一种模式：教化和矫正欧洲的行为。此时，美国的欧洲观又会为“干涉主义”提供正当性支持，美国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