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能人陷阱及企业能人向企业家转化的路径安排

摘要：人是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提高能人的管理水平，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穷则思变，变则思人。斯蒂格利兹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有多种，但最缺乏是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能人与企业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个国家有大量的能人存在能推动经济发展，如果能人不能顺利向企业家转变，就会阻碍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文章对能人内涵进行界定，阐明了企业能人的特征，阐明了能人向企业家转化存在的陷阱并探讨了能人向企业家转化的路径安排。

关键词：能人内涵  能人陷阱  转化路径

一、企业能人内涵的界定及能人产生的路进

在农业社会衡量能人标准是从技术层面确立：即掌握一定技巧和经验的能工巧匠。能人的劳动能够创造出比一般人更多的社会财富并赢得社会尊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能人往往指在某一方面具有超群能力的人。从企业层面分析，能人是指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变革、创新或在技术创新上有特殊人力资本的人[②]。本文中所指的能人特指微型企业（雇员人数在10人以下的企业）业主，他们拥有能工巧匠的技术，也可能兼有企业管理方面的能力和拥有货币资本。在口头表达上，我们习惯将微型企业业主称为“老板”。这是从权力性质的判定：老板是企业产权、收益权、经营权的占有者。之所以将他们称为能人，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企业组织中占企业总数90%的是中小企业，其中又有80%以上的是微型企业。若将所有微型企业业主均称为企业家，会使企业家内涵过于宽泛，难以对现实经济中企业家内涵进行判定和对企业家真实作用进行评估；二是作为微型企业业主还不具备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传导力，他们连“半企业家”[③]或“亚企业家”[④]也算不上。微型企业主作为能人，可能会成长为企业家，但需要一定的条件。澳门贺定一女士在评介自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还称不上是企业家，我们只不过是做点实业，准确地说，我们把自己叫作厂商。 澳门大学教授杨允中先生也认为，“在澳门，不管企业做的大小，一般都不叫企业家。‘企业家’在澳门人心目中是很受尊崇的称谓，不敢轻易称叫的”[⑤]。

对于有创业动机的人来说，只要具备资金和市场保证，创办微型企业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而，微型企业能人来源十分宽泛。本文按创业动机的类型，将能人分为两类；一是为解决生存困境而进行创业的能人，他们大多数文化层次低，创立的企业的有机构成不高；二是追求成就性动机的能人，这批能人有较高的文化和管理能力。##end##

按诺思的观点，当制度变迁能够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就会形成刺激，响应制度变迁的创业活动会蓬勃兴起[⑥]。我国不少能人就是在市场缝隙中寻找发展空间，他们既有中国人们传统的勤劳的一面，又对现有环境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应对办法。人的家庭经济背景与创业动机有着密切关联。常说“穷则思变”，要变，就必须寻找机会将创业动机化为创业实践。塞雷科研究了美国企业家与家庭状况的函数关系，发现企业家与贫苦的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企业家通常有着贫穷、苦难的童年。只有少数企业家出身于企业主家庭，大多数企业家有一个痛苦的童年，有强烈的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塞氏结论也暗示，企业家的产生与贫穷的经济环境有关，经济越落后的区域就越容易激发人们改变贫穷面貌的意愿，具备产生企业家的可能性越大，也昭示我国在推动区域发展时，政策的导向应该是怎样培养企业家或能人。

我国的企业能人产生与微型企业数量发展成正向关系，我国微型企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1978－1985年）。我国的微型企业数量由1978年的14万个，增加到1985年的1171.4万个，增长了83.7倍。在此期间，业主主要来源：一是过去被打入社会底层的“不三不四”者，他们有着从事个体经营传统和一定的从商历史经验。当计划体制改革导致制度供给增加，诱发他们开始重操“旧业”，涉入市场；二是缺乏就业机会返城知识青年；三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因体制改革裁员又对大锅饭不抱幻想，主动下岗创业；四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偏低，为解决生计而进行创业；第二阶段：微型企业快速发展时期（1986－1995年）。我国微型企业从1986年1211万个增加到1995年的2528万个，十年内企业数量翻了一番。在这一时期，从事微型企业创业的主要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第三阶段：缓慢发展阶段（1996－1999年）。在此期间，我国的微型企业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1999年为3160.1万个，创业的主体发散；第四阶段：微型企业发展困难阶段（2000－2005年）。企业数量上出现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开始连续五年出现企业数量下降，到2004年，微型企业数量仅为2350.5万个。

一般来说，为解决生存困境而进行创业人在经济转轨期间最容易产生，原因是在转轨期间，制度供给增加，创业的机会多和传统的体制被打破后，失业下岗人员增多，为了解决生存上的危机和证明自身的价值进行创业。

二、能人的特征分析及在企业中的作用

只有那些从无知状态获得机会、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人才能够称为能人。在我国，企业能人成长主要是依靠制度供给。随计划经济体制松动，一批有胆识的人率先进入市场进行创业，他们的劳动获得了市场认可，很快成为我国第一批走向富裕的阶层。他们的创业活动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万元户”成为当时人们仿效的对象。经过大浪淘沙，在这些能人中有一批顺利转化伟成功的企业家，但大多数人身份未发生变化，依旧是能人，尽管他们有较强的风险意识，敢于冒创业风险，但他们的实践活动还不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传导作用。

1、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能人文化层次不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第一批能人，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如农民、个体摊贩或手工业主。据李新春调查，我国企业家在创业前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微型企业生产经营，占36.9%，其中还没考虑农民企业家相当一部分原来就是从事微型企业生产和经营，两者加起来超过50%，剩下的主要是原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管理人员，他们的管理才能也大多来源于在职学习[⑦]。另据浙江省对数十万户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表明，在这些业主中，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生于农村，近1／3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2、创业动机朴实。对绝大多数能人来说，使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并赚到微薄利润，构成能人从事创业活动的第一要义。作为能人最主要的动机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投资收回并获得利润，而不是将企业的长足发展作为第一要义，这就使企业做大做强缺乏愿景。

3、职业变更快。微型企业生命周期过短，经营业务难以固定，“船小好调头”，“船小调头快”，能人的职业转变较快，缺乏固定在一种业务经营的知识积累。受市场规律的调节，微型企业的自发性、盲目性要远远大于其它类型的企业。能人常常“拉着价格的手，跟着市场走”，在企业经营方面的知识积累缺乏长时间的沉淀导致缺乏理性判断。

在谈到企业规模与业主的关系时，保罗·伯恩斯认为，要理解一个规模小的企业管理的特点，关键是去理解所有者经理的个人性格。事实上企业规模越小，业主的人格对企业发展影响就越重要，无论他是否是企业家[⑧]。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论述了业主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指出“在竞争性的经济中，经理的责任和他的工作决定着企业的生存”。企业规模越小，尤其是微型企业，能人的个人作用就越突出。能人对不确定性的甄别能力、冒险意识、风险承受力，攸关企业能否受孕和是否可以顺利分娩；能人管理能力又关系到企业生存时限长短。在微型企业里，生产、管理常常是能人的“个人表演”。企业能人的身体状况，寿命长短，家庭、婚姻状况、子女受的教育，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延续和发展。德国中小企业研究所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德国每年大约有5000家企业由于业主缺乏合适接班人被迫关闭。为此，德国每年要丧失4万个工作岗位[⑨]。阿尔费雷德·钱德勒研究了业主的寿命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认为“当其中一个合伙人退休或去世，它就得重新结伙或解散。如果儿子继承父亲产业，他会找新的合伙人。通常，当其中一位合伙人决定与其他生意人合作时，原来的合伙制企业就会解散”[⑩]。在大企业中，企业的决策是由一个或企业家团队负责，决策有一套完善的流程，有多部门参与谋划。当企业家的人力供给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时，企业就可能在经理市场上另找他人。在微型企业中，企业能人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它类型的企业家。因此，能人命运也决定企业发展前景。在微型企业中，一旦能人发生意外如车祸、死亡，企业便很快消亡的道理就在此。

三、微型企业的能人陷阱及表征

微型企业能人文化素质不高、职业变换太快、取得成功耗费的时间短、过程太顺利，会使他们经常陷入“能人陷阱”。“能人陷阱”与艾伦·鲁滨逊所说的“高人陷阱”不同。“高人陷阱”是指人们对企业家过渡信任，把大量资源堆积在企业家身上，给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企业家的神化，会使企业家陷入孤独境地，“一个经久不衰、被人广为传颂的富有创新力的原型是‘孤独的英雄发明家’。这个原型使很多企业落入了所谓的‘高人陷阱’，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少数被假定很有创新力的人身上，他们被赋予极大的自由”[11]。笔者说的“能人陷阱”是指能人在创业成功后，创业之初的积极性没有能够再次迸发出来，而是享受成功后的欢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多有发生，在生产经营中坑害消费者的情形也屡见不鲜”[12]。

1、缺乏后续的进取的精神陷阱。微型企业的传统路径安排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能人很难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习俗。正如诺思所指出的“人们过去做出的决策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成功的制度选择会产生对路径的依赖，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的方向前进，会比另辟蹊径成本低，从而导致成功后的微型企业能人按照既定的路径进行思维，以“不变应万变”，在形势变化还沿用老一套，这使我国的微型企业这棵小苗不能及时长成参天大树，这己经成为阻碍能人进步的一个通病[13]。

2、缺乏回报消费者的理想陷阱。创业者能够成功应该感谢消费者对其关爱。没有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和劳务，创业者不能实现“W―G”惊险跳跃。能人付出不大代价获得成功后，容易产生自己是真空中“超人”的认识，认为可以超越社会规范的约束；“钱十万，可通神”，钱成了一部分能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志。

3、缺乏诚信度的人格陷阱。微型企业能人在创业初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特殊的市场结构，生产的产品一投放到市场，瞬间就会被巨大的“需求黑洞”所吸纳，这就为人们创业提供了良机，也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机会。微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一度被认为是扰乱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企业信誉度较差：上游表现为对资源供应者不讲诚信，不及时支付购买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游表现为对消费群体的不讲信誉，产品以次充好。

4、唯利是图的非诚信形象陷阱。既定的制度结构圈定了企业主的选择知识范围，当提高技术成本或改进产品质量的成本大于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进行假冒伪劣产品生产的收益时，非诚信就成为获利的资源。诚信度差的人格陷阱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惜一切手段唯利是图，从而导致了企业发展缺乏远景。为了获利，除了前面所分析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外，还存在偷税逃税、无照经营等现象。这点在微型企业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据成都市工商局王怀庆处长的估算，仅成都市无照经营的微型企业户就高达8万家。

“能人陷阱”存在，使我国的微型企业发展道路很难走远，企业规模难于变大。当然，并非所有的能人都存在这样的“陷阱”。事实上，在我国微型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成就了一批成功的微型企业业主，如鲁冠球、刘永好等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由于“能人陷阱”存在，微型企业能人很难成长为企业家。即使企业规模变大，企业发展空间也受限。这些能人很可能在一夜成名，也在一夜便默默无名。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微型企业能人，我们还不能把他称作是企业家，甚至还称不上是“亚企业家”，他们只是创业者，是业主，是能人。这种能人是敢于“吃螃蟹”的人，敢于用自己的努力去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去满足自己财富增值欲望的人。

四、微型企业能人向企业家转化的路径安排

微型企业能人与企业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需要锤炼才能真正向企业家迈进。国际劳工组织在1996年对微型企业能人向企业家的过渡有一段精彩评述是极富有哲理的，从养家糊口的微型企业主升级为企业家是一个缓慢而困难的过程，“企业，包括个体经营，是很艰难的。作为个体企业家，一些人有能力生存下去，但大多数人却做不到。当有一系列的机会可供选择时，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人会选择个体经营。在工业经济体中，不足5%的失业者选择唾手可得的个体经营。尽管选了又选，筛了又筛，仍然有30%—60%的个体经营者在头几年就铩羽而归。发展中国家遍地失业者，而又提供不了多少选择，那里的公民个体经营者比例要高得多,但失败的比例也一样。在个体经营能力和潜力方面，实在还需做更多的调查”[14]。

能人向企业家的转化的重要意义表现为能人在转化为企业家后，对资源的控制范围增大、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实力的提高，为企业家在更大的空间发挥才华提供了平台，进而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1、增加制度供给，为能人的诞生提供条件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产生在于制度与各种组织之间的互动。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是经济人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在初始制度均衡中，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增加时，就会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制度的非均衡，从而发生制度变迁，形成新的均衡。一般来说，制度变迁有两种模式：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替代，或新制度安排的创造，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主要特征是所有参与者的一致性同意；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法律引入，政府的强制力保障是其主要特征。

 鼓励个人创业的制度性供给将会激励更多的人在微型企业创业、并在经营中积累成为“创大业” 的宝贵经验。米塞斯基将市场理解为一个过程“市场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一件物品或一个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市场是由劳动分工条件下相互合作的个人的行为来驱动的”，并认为市场是由劳动分工条件下相互合作的个人的行为来驱动的，“市场并非那么神秘和缺乏人性，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每一种市场现象都能够回溯到市场行为主体的确定选择。市场过程调节市场主体各种各样的行为以适应互相合作的要求”[15]。

2、进行企业家精神教育

韦伯认为企业家区别于常人的主要特点是企业家拥有创新的能力,人类每个历史时代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精神”，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标等心态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形成这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精神。能否凝练成这种精神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也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彼得·圣吉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更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是当今最有力量改变世界，创造公平正义社会的一群。当面对饥饿、贫穷、环境迫害、道德沦丧等人类生存的危机时，企业家当有舍我其谁的担当”。在米塞斯看来，市场过程的推动力量，“既不是由消费者提供，也不是由土地、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提供的，而是由具有开拓精神和推测能力的企业家提供的”[16] 。企业家有强烈的愿望通过价格差别来获得利润，他们理解力强、目光长远，并且积极寻找利润之源，因为他们迫切希望能从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预期价格之差中赢利。也就是说，企业家的逐利机行为就像生产的推动力量一样,也是市场的推动力量。企业家与众不同其特质：崇尚创造、敢于冒险、容易冲动、打破常规、乐观、自信、果断、工作勤奋、精力充沛、对成就和个人财富的高度欲望、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自信、富于创新等等。追求卓越的雄心和敢于冒险并承担风险和失败的精神，这些特质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德鲁克则认为变革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企业家精神是将一系列独特的资源集中在一起从事机会开采、追求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帕累托最优化的意识。

分析家预言，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准备，企业家精神复苏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精神准备。在企业家精神作用下，更多的私营企业被创造出来，推动经济的持续繁荣。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政府鼓励创立新企业的政策取向和个人甘冒风险而创立新企业的取向。他批评了欧洲人所持观点 ，“即高新技术企业无需根植于企业家经济的土壤中，全凭自己的闯荡就能繁荣起来，是大错特错的”。企业家精神的复苏和兴起，被看作是上世纪末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企业家精神不仅促使大量的微小企业问世，而且使大型企业内部产生一种变革和革新的力量，促进了大型企业僵化组织转变、固定的组织模式革新、战略思想和技术转型。企业家精神成为一种粘合剂，使新老经济和新老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17]。

3、对能人开展技能培训

没有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机会，能人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企业家。正如不带兵打仗的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将军。能人只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过摸爬滚打，锻炼成就为企业家。美国学者库克曾提出“人才创造周期”理论，认为人才的创造力在某一工作岗位上呈现出一个由高到低，到达高峰后又逐渐衰落的过程，其创造力高峰可维持3～5年。人才创造周期可分摸索期、发展期、滞留期和下滑期四个阶段[18]。人的知识需要不断更新，能人也如此。要在能人中进行以下培训：第一，创业理论培训，增强能人的创业能力。鼓励人们创业，要有合乎国情的创业理论作指导。在我国，传统的创业理论主要是“舶来品”，没能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缺乏针对性，尤其是指导人们怎样创立规模小的企业。根据黄泰岩问卷调查，在我国，人们对小企业中管理理念需求非常突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进入管理需求期，陈旧的管理理念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调查发现，我国大约有70%的企业家对大学MBA和EMBA教学中的案例不满意，理由是MBA中的案例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和跨国企业发展背景，缺乏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培训内容。黄泰岩认为，中国中小企业家对管理理念的认同呼唤着对企业家培训内容的革命[19]，同样也呼唤对创立微型企业的创业理论教育；第二，开展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教育。保罗·伯恩斯认为“经营自己的企业是一件孤独的事，没人激励你。企业家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有时回报很少。因此需要企业家自我激励，兢兢业业，下定决心达到成功”。意识能否转化为正确的行动靠的是正确的思维。在快速变革的知识经济时代，守业的经营策略显然不是与时俱进。企业内部组织环境与经营策略也必须引入更多的创新与创业机制，即使是成熟企业，也需要不断创新，才不会被市场淘汰；第三，开展培养企业接班人的教育。表面上看，培育企业接班人是业主的私事，如果缺乏企业接班人的培养教育，创业激情就会因为缺乏接班人而消失。在微型企业里，由于业主个人才华攸关企业兴衰，接班人的确立也常常成为上一辈创业者棘手的问题。在德国，为了使中小企业顺利解决接班人更迭问题，德国平衡清算银行就承担起实施联邦政府提出的中小企业接班人培训的倡议行动，为培训企业接班人提供成长的平台[20]。

人是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提高能人的管理水平，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重要途径。穷则思变，变则思人。能人与企业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个国家有大量的能人能推动经济发展，但能人不能顺利实现向企业家转变，一定程度上又会阻碍经济实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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