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社会来看，官绅所主导的徭役改革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嘉善在万历二十九年之前没有进行“均田均役”，是因“士夫不免有言”，乡绅反对过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官绅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呢？我们知道，嘉善的改革模仿海盐县，从海盐县可以看出，改革无疑是受到了万历九年清丈的刺激，“又适奉明例通丈田土，机会重重凑合，可以有为。前令蔡公方能成就此大功德于盐民也。”然而“清丈带有土地关系局部调整的意味，如果在旧的土地关系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到处呈现地旷人稀的状态下，此种清丈进行起来就比较顺利。反之，在没有经过社会大动乱的情况下，进行土地清丈，使税粮负担相对合理化，其阻力是相当大的”。
嘉善没有经过大动乱的刺激，当时的江南社会还是较为稳定的。知县李陈玉刚到任便言：“今遍地干戈，所稍安枕者，惟两浙三吴。”钱士升在给陈龙正描述家乡民情时也说，江南各县民乱加剧，但还算安定，尤其是嘉善“晏然”无事。[钱士升：《赐余堂集》卷7《与陈几亭》，第577页。 ]所以改革不可能以大刀阔斧的形式进行。丁宾反对照田摊派夫银，主张十年排年里长，倡导贴役而不看好均役。此前及是后的改革基本是在排年里甲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陈龙正在改革时明确主张“寓均役之意于均甲旧法之中”更是明证。“均田均役”中“乡绅以忠义报国，而及士民，士民亦当仰体乡绅之意”，同时“静贫民之心” ，以达到“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尽其分”[魏大中：《藏密斋集》卷14《与钱昭自》，第210页。]的宗旨。亦足兹阐明在官绅的控制下，“均田均役”虽有“赋役折银”、“摊丁入亩”等经济性质，但其实现社会控制的社会目的更为明显。
官绅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但立足点略有不同。乡绅的目的是稳固社会贵贱有差的等级结构，是在乡村土地所有相对均衡的情况下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陈龙正明确表示对乡绅优免的支持，“总计县田地六十二万有奇，自甲科至青衿，优免满额，不过十万，当役田尚有五十三万，里长二千四十名，每名二百五十亩，合用田五十一万，本不患少。”按理，想要均田均役势必要确定官民图的田粮以限制优免，而要限制优免则须进行清丈，陈龙正从嘉善地缘特点以及现实考虑“疆界当据册，不当复丈”，避免成“难竟之局”。 本质还是为维护乡绅在地方社会的特权。一些迹象表明，陈龙正自身也有滥用优免受寄的可能。
在此可以华亭乡绅陆树声为例，针对甘士价在巡按苏松四郡时提出的改革方案，路树声同样陈述了优免的的必要性，“限田欲照优免事例品节限制，则势难分别，似非均平一体之意”。在免额之外照田审议，可使绅民皆能受益。花分的现象则主要存在于民户之中。因此他主张守令在大造之时严行缉查，同时制立官户书册，并使官户出贴役银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陈龙正、丁宾等人的贴役思想何其相似。事实上，明末许多士绅均表达了这种思想，如同是华亭的宋懋澄就主张差解从大户中佥点，不得及之缙绅，士夫在优免外贴役，“除随例优免之外，计亩出银贴役，交便士民，以存祖宗分别君子野人之意”。本意也是区别官民，而使富民与平民一体当差的社会等级差别。往前追溯，这种思想的源头是对士绅优待的祖制：“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以陈龙正为代表的乡绅所提倡的，就是旧法的新用。
对于蔡鹏霄任内的改革，曹勋也进行过描述，亦可印证乡绅的态度：
贫与富皆我民也。使贫民肩重役，宁与富，使富民困重役，宁轻与重相剂，而俾得恒有其富。使贫民就轻役，而复令重有所费。无救贫使富，民诡轻役，无宁存所诡之费，为重役地而无以龁贫。
政府的目的则包含对乡绅权力的控制。晚明在江南风行的均田均役，虽是地方政府自发的行为，却代表国家权力。乡绅认为均甲之“限民名田”，限的是富民百姓的花分、诡寄，政府限的则是官图的优免和隐匿。抑兼并和不抑兼并，一直是国家和地主之间权力争夺的中心。万历间南京福建道御史王万祚言：“国有大事，不无藉力于富民，谓宜善蓄其余力，以待不时之需。刽剥烧铄，无时暂息。将尽通都大郡，无殷实之民，欲如汉之徙关中、实塞下，并力灭夷，其谁任之？卖富差贫，非也；而有意消折富户，亦非也。父有数子，或富或贫，必令富者亦贫，则祖宗之门户去矣。”指出此时的经济改革有劫富济贫的性质。保富安贫、各安生理一直是乡绅们一以贯之的思想，以重申祖制为其特权寻找合理性依据，亦可缓和与政府的关系。陈龙正强调赋役“承认听百姓，参酌在乡绅，然后以次上之父母，拱手而受成焉”，便有此意。
在乡村社会，官绅能引导地方社会的变化，也易使地方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嘉善的“均田均役”便是例证。商品化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徭役货币化机会，也引发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体结构不变、中间层级的流动无法推动社会进程的情况下，旧有体制的存在对新的变化往往是种枷锁。
首先，利益的纠纷使得地方社会的资源难以整合在一起。如陈龙正坚决不支持再行丈田，只据万历九年图册，是因为在嘉善与嘉兴、秀水嵌田问题上，嘉善是得利的，以丁宾为首的乡绅更是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助嘉善争田。更甚者，政府为限制乡绅大户进行的改革往往因不符合民情而适得其反，过多地指导以及乡绅的“干预”往往导致役上加役。
其次，激化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的依附性加强，在官绅的控制下，社会阶层流动或多或少会有减缓的趋势。隐匿与花分、诡寄的增多，一方面是因富户经济地位的提高无法匹配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小民在既无经济地位又无政治地位的情况下，只得依附于一定的特权阶层。在乡土社会，百姓所能信任的，还是以乡绅为主。客观来说，无论是早先的里甲、粮长制度，还是均田均役“悉听民之自占，次第受役”。无论是按照户等还是田粮作为赋役征收的标准，都无法改变政府利用乡绅富民承担社会责任，允许他们与平民独立分配责任而不受官方干涉策略。政府对乡绅的信任远大于对其限制及对百姓的信任。这就解释了明清以来基层社会能一直平稳发展，绅权体系、乡治空间何以能长期作为地方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明末的“均田均役”，俨然形成一种矛盾循环。或许，大动乱的刺激以及类似清初的“奏销案”才是重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