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尼对债的理解，奠定了德国法学后续发展的起点。其理论有两个基础：一是主观权利（subjektives Recht）学说；二是有机体学说（Organismus）。
主观权利观念非罗马法本有。罗马法上，实体权利同诉权相互捆绑，故债（obligatio）与诉（actio）一体两面，互换使用。萨维尼则从主体出发，重构了人和债的关系。他认为：“对每个人都存在一种权力，即由个人意志支配，且获得我们许可支配的领域。该权力称为主观意义上的权利。”故所谓主观权利，即个人意志对外部事物支配的权利。
而在法律上认可该支配关系就成了法律关系，包括债。他认为：债存在于对他人支配之中。但该支配非及于人身，限于行为，即将本属对方的自由置于我方意志之下。由此，债权人自由边界扩张，获得对债务人行为的支配；而债务人自由边界受限，处于被支配状态。进而，债务人承担给付（Leistung），债权人获得强制（Zwang），即诉权。两相比较，债务人的活动（即给付）更为重要，为债的本质，亦即标的（Gegenstand）。可见所谓给付，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支配关系内，后者负有的行为义务，为债的唯一内容。
就给付的具体形态，他认为履行是其另一种表述：给付为债务人的行为；履行则是由债实现的状态。此外，他进一步区分了主、从义务（Haupt- und Nebenverbindlichkeiten）：前者即给付义务；后者为给付情态（Modalität），如地点与时间因素。无论区分给付与履行，或主从义务，并未实质拓宽给付边界。其本质仍是支配关系下的行为义务。
主观权利学说构建债的静态方面，而有机体学说则提供动态视角。法律关系具有有机体性质：既体现于内部成分支持且制约的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萨维尼指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对立关系。]又体现于持续发展；既包括其当下有效的状态，又包括其产生与消灭，发展与变化，及受损后所生后果。在有机体观念支配下，债表现为自洽、封闭的系统；从其产生到消灭，任何变化都包含于自身内部，无须在外另建法律关系。[ Ibid.]而能引发内容（即给付）改变的因素则称为法律事实（juristische Thatsache），包括过错、延迟、风险等。其引发给付发生转化（Modifikation），而债务关系则继续存在。由此，债的两层关系得以重构：一是债内部的过错、给付与赔偿责任诸要素间的关系；二是债与外部法律关系（尤其是侵权）间的关系。
就内部，罗马法上过错要素兼具主客观属性的特点（即既表示侵害行为，又表示主观状态）被打破；[ 罗马法上的过错不应理解为现代民法上的主观过错，即所谓故意（dolus）或过失（culpa）的主观状态，而应理解为兼有客观侵害行为的责任要件。侵害行为根据相应的主观状态，可分为故意心态下积极作为的侵害（facere）以及过失心态下不作为的侵害（non facere）。Vgl. Harting, Die „positiven Vertragsverletzungen“ in der neueren deutsch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Hamburg 1967, S.21.]同时，过错与赔偿责任的直接联系也被切断：因给付是债的唯一内容，赔偿作为债的转化形式，只同给付直接关联；而过错只充当转化条件。该观点由普赫塔（Puchta）进一步推演，将责任要件（Haftungstatbestände）拆分为主客观两方面：一是客观上由债产生的义务受到侵害；二是过错或过失的主观归责（Zurechnung）。
就外部，契约与侵权的界限被拉开：一方面，违反契约义务的损害赔偿仍是契约的延续。赔偿则为契约双方提供法律保护，使其事实状态得以回复，去除一方本不应得的支配，即“非法所有”（rechtswidriges Haben）；而侵权成为例外的独立债，与主观权利所生支配关系无关。[ Vgl. Savigny (Fn.23), S. 294-295.]由此，债务人不履行或瑕疵履行导致的损害赔偿一律落入契约内部；而本可引发侵权责任的侵害也因出现于契约关系，排除侵权救济的可能。
在主观权利与有机体学说作用下，附随义务并无存在空间：首先，债权人的主观权利为要求债务人给付的请求权，其反面即给付义务；而附随义务（尤其是独立于给付的其他行为义务）因不构成请求标的，不予考虑。其次，债务人因履行债务发生的侵害（包括对债权人固有利益的侵害）也应在债内部解决。故附随义务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