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之后的费尔巴哈，在共产主义思想上永远定格在了“哲学共产主义”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超越了费尔巴哈。
事实上，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开始了政治立场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当然，这种“共产主义者”，是“哲学共产主义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阐发属于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也就是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了从“哲学共产主义”向“群众的共产主义”的转变。
转变的起因是1844年6月4—6日发生的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1844年7月27日，卢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署名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他在文章中批评了路·勃朗领导的《改革报》，该报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织工起义的原因，从而得出必须对社会进行改革的结论。而卢格认为织工起义只是地方性事件，不具有普遍意义，强调资产阶级是推动反封建斗争的力量，工人阶级的行动离不开资产阶级的领导等等。为此，马克思专门写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篇评论，维护《改革报》的观点，批驳卢格的攻击。在这篇评论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指出：“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褊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马克思进而指出：“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桎梏，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针对“批判”对“群众”批判，马克思指出，“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最顺利的辉煌行动看来都没有取得辉煌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行动；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因此，那些著作家宣称（见傅立叶的著作）‘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字句；他们已经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的运动，而过去的历史发展是与这个运动相对立的。人们只有了解英法两国工人的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想象这个运动的合乎人道的崇高境界。”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比较而言，“绝对批判”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空洞字句上。
马克思认为，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理论逻辑，就会产生和“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世俗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绝对的社会主义”（或“纯粹精神的社会主义”）。而这种“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仅仅为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啊！”
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费尔巴哈和布鲁诺·布鲁诺其实存在着某种共性，都是抽象的。费尔巴哈的共产主义，是“人”的共产主义。布鲁诺·鲍威尔的社会主义，是“精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时期，马克思，也包括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已经转变到“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世俗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