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在使用上是比较混乱的。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中，最后的结论落脚到共产主义革命和运动上，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在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中，马克思也曾经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等同，同时也把“现实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因此，如果从逻辑推理上来说，“现实人道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三者都和“共产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对应关系。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认为“现实人道主义”、 “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三者是同一种世界观，那么，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随着其世界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惟一遗憾的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给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以致于无法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早已流传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概念上的区分，从而导致了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为了阐发上的方面，这里不妨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表述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在反复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形成的。
1．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批判
事实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正是由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理论思潮发展演变而来，而费尔巴哈人本学，正是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理论思潮的哲学基础，而现代德国哲学，孕育出的思想巅峰就是费尔巴哈人本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马克思才把德国社会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德国哲学相提并论，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卷结构框架。因此，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成了与对现代德国哲学批判相得益彰的社会批判，从而实现了纯粹哲学批判的具体化。值得一提的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恩格斯是先行者。
（1）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批判
早在1845年初，恩格斯和马克思拟定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1845年下半年，恩格斯对傅立叶的《论商业》手稿进行了摘译，并撰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即《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对当时出版的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行了批评。这也标志着恩格斯开始离开“哲学共产主义”，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这种建构是通过批判的方式开始的。
在“前言”中，恩格斯开门见山地指出：“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具体来说，就是共产主义刚刚在德国出现时，一批投机分子不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是把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并把这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去污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庸俗化的理论表现，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说过的话……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批评了德国人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同时也反思了自己的作品。恩格斯认为，这些德国理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法国人（他们对英国人还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是关于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恩格斯认为法国人那里最好的东西是对现存社会的批评，而这一点却被这些德国理论家抛弃了。在恩格斯看来，在这一方面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但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只用轻蔑地评论一番，或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一下。正是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摘译了傅立叶著作的片断，建议这些德国理论家读一读。
在“结束语”中，恩格斯一开始就建议德国学者学一学傅立叶这个榜样。接着，恩格斯又指出了傅立叶与德国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有了对未来的构思，德国的理论确是首先随意地整理了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指点未来应该走向何方。”恩格斯认为，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茫然不知。恩格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之后，恩格斯指出，德国人必须首先熟悉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这个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都属于这个运动的实践），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象他们的邻国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象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最后，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德国理论家）只有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过些什么，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