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前后，为什么有才华、有势力的华人到九州地区后得到当地藩主的关照，并很快找到落脚之地，获得居住许可，娶当地大家闺秀为妻，死心塌地安居乐业？为什么长崎历代奉行尊重华人儒商，给他们创造条件，设置唐年行司、唐船请人、唐通事等职官职，让优秀的华人担任？为什么在实行锁国令，严禁华人渡来的形势下，仍然准许隐元等华僧到长崎？其实，幕府当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先考察一下丰臣秀吉生前的嘱咐。增田廉吉在《锁国之窗》中说：太阁丰臣秀吉，文禄元年（1592年）在肥前名护屋（今佐贺县）做阵地之时，对着前来伺候的长崎市地头说，“西海诸道沿海各地有明船前来互市，听说有商人在此寄宿。如果发现其中的壮年才略的人物，悉数拉致到崎澳，许配国妇，赐与官谷，让其安居，将来大有用处。”
据丰臣秀吉的年表，文禄元年日本侵略朝鲜，丰臣秀吉赴名护屋督战。名护屋位于今九州佐贺县，古代这个地区属于肥前辖区。佐贺县位于九州的最西部，其南部与长崎毗邻，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期间，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修建了城堡，作为征朝指挥部兼后勤基地，仅次于大阪城。对朝开战的1592年，丰臣秀吉到名护屋督战，了解到九州地区有很多华人，于是对长崎地役人下令，要善待“壮年才略”之华人，给他们许配日本女子为妻，并供应官粮，划拨宅基地，使其安居乐业，为实现他的“亚细亚大帝国”的美梦预备人才。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仅仅吞并朝鲜，吃掉中国才能实现他的宏伟战略。丰臣秀吉于庆长三年（1598年）怀着遗憾闭目，临终之前留下了内容相同的遗嘱。
德川家康原来是丰臣秀吉的“五大老”之一，但两人是政敌。丰臣秀吉死后，1603年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幕府政权成立。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战争持续到1615年，在大阪夏天之战中才彻底消灭丰臣秀吉的遗臣。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之间，虽然是死敌，但在国家根本利益面前，在对外政策上是一致的。德川幕府敌视丰臣秀吉，还要消灭丰臣秀吉的遗臣，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后，丰臣秀吉的遗嘱仍然有效。德川幕府对华夷有成见，但他所统治的两个半世纪内没敢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之间虽然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民间贸易活跃，中日民间交流频繁。幕府和长崎奉行对长崎华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优待安抚华人，选拔优秀的华人及其子弟任命为唐通事，为幕府外交与贸易事务服务。幕府统治期间，唐通事的作用很平凡，他们没有做出过令幕府惊喜的什么大事，只是作为长崎地役人，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幕府侍奉。
17世纪初期，长崎认定的住宅唐人38人，都是有才华的儒商，具有一技之长的医生，都符合“壮年才略”的条件。日本幕府安抚郑芝龙就是典型的例子。郑芝龙于1612年到长崎，奉将军之命北上江户，陈述很多异国形势。将军大喜，在长崎特赐土地，供给官粮，其后因贸易上的关系，移居平户，娶田川氏家的大家闺秀为妻，所生的儿子就是郑成功（乳名福松）：23-29。17世纪四十年代后，对新来华人的审查更加严格，必须得到幕府的认可，得到定居许可的聊聊数人，屈指可数。日本庆安年间（1648-1651）到长崎的颍川入德（杭州人，原姓陈），是日本小儿科医学始祖，因有一技之长才获得特许登岸；1661年朱舜水到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后经大学者安东守约等人的努力，才破例获得幕府的批准；最晚到长崎的商人是魏之琰，1672年才获准定居长崎，之前他往来于东京与长崎之间，为长崎崇福寺捐献过巨款，他是豪商巨贾，也是日本明乐传播者。
1654年到长崎的隐元等名僧，表面上看是以唐通事为代表的长崎华人邀请的，其实不然。第一，邀请隐元的决定权在于幕府，代言人是长崎奉行，操办者是唐通事。同意邀请隐元到日本，其实就是为巩固幕府政权服务的，一是防止基督教徒潜入，也防范基督教义流传，二是重振萎靡不振的佛教界。幕府也了解隐元，他是明末清初江南一带最有威望、最有成就的一代名僧，符合“壮年才略”的标准。第二，从表面上看，日本黄檗宗布教主体是隐元为代表的黄檗僧侣，但主导者是幕府当局，隐元是被动地到日本，而且其布教行为也不是主动的。隐元到日本，幕府考察近五年后，经过曲折的周折，于1658年11月，德川家纲才接见隐元，次年允许选址建寺。幕府批准隐元建寺院，同意布教，其实只是德川幕府实施其政治战略的一步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