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年7月，隐元来到长崎入住兴福寺。冷不丁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无法适应，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很不安的。但长崎有福清籍林时亮与林道荣父子，长乐籍刘一水与刘宣义父子，龙溪县籍陈冲一与陈道隆父子等优秀的华人聚居，给隐元带来了一丝的温暖。唐通事就是隐元的生活向导，语言上的翻译。刘一水是长崎华人的杰出代表，其子刘宣义又是唐通事的杰出代表。隐元在日本广泛接触华人，关心华人及其后代的成长，也教化无数日本上层人士。隐元与刘宣义父子之间的亲密交往，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也是隐元在日本生活的缩影。刘宣义的日后受隐元的影响，成为著名的唐通事、著名学者、著名诗人、著名书法家。
（一）隐元与刘一水的交往
刘宣义的父亲刘一水（？-1658），职业是医师，早年东渡到平户，1618年移居长崎。刘一水与隐元关系很特殊，早在隐元东渡之前就相识。隐元于1654年到日本长崎，刘一水和其子宣义，经常拜谒隐元禅师。隐元离开长崎北上时随行翻译就是刘宣义。
隐元离开长崎不久，刘一水十分挂念隐元及随行的儿子，于是给在普门寺的隐元写了一封信。隐元住进普门寺后也给刘一水回了信，此信收录于《隐元禅师语录》（《复一水刘居士》）:第五卷2226。其内容主要是说：来普门寺已经一年了，每天过着达磨面壁般的日子。还没有慧可（汉传佛教禅宗的二祖）那样立雪断臂的弟子。居住在云山泉水之间，自由自在，无任何拘束。故国来信催老僧回国，令息宣义青年，精进于斯道（翻译），日新月益，但众目之下老僧很少夸奖。可见，刘一水与隐元的关系很亲密，达到互相倾诉内心苦衷的程度。刘一水与隐元通信，与一代杰出的僧人为友，足以证明刘一水的文化水平不仅仅停留于识文断字的程度，作为医师，具备了培养著名唐通事的资质。
刘一水于1658年11月1日离世，墓地在长崎圣寿山崇福寺。刘一水离世那天隐元参谒家纲将军，一个多月后回到普门寺，通过千呆禅师得知刘一水离世的讣告，此时隐元写了吊文《与道诠刘通事》:第五卷2367，开头写到：“闻令尊逝世，初未全信，昨云禅人（千呆）至备悉其事。转使无情老汉莫不长叹。”
隐元与刘一水等第一代住宅唐人之间亲密交往，简直可以用鱼水深情来做比拟。隐元东渡日本起因是华人（唐通事），他们是隐元在日本的最好伴侣，是隐元经济生活的衣食父母，也是黄檗宗最基础、最笃实的信众。
（二）隐元与刘宣义的交往
刘宣义（1633-1695），日本名彭城仁左卫门，讳宣义，字曜哲（耀哲），号东阁，法名道诠。少年时代博文好学，不仅通晓当时的普通话——南京话，还懂得福建方言，十多岁被选拔为翻译。《长崎先民传》写到：“宣义为人博闻好学，且能华音方言土语无不通晓。年十余岁擢译，以博物著起，起居严重，威仪可则，览者敬服。”在长崎华人世界里，隐元和刘宣义关系最亲密，两人相处时间最长，通信往来最频繁。《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中收录隐元给刘宣义写的法语、书问、颂古等篇目达8篇。
1654年7月，隐元到长崎时，刘宣义22岁，还没有正式任唐通事，身份是内通事。在长崎滞留一年一个多月期间，隐元最赏识的两个年轻后生，就是刘宣义和林道荣。此二人都是福建籍华人后裔，聪明好学，能文善书，经常拜谒隐元，深得隐元的宠爱。当隐元离开长崎之际（1655年11月），长崎奉行在一百多人中选择刘宣义作隐元的随行通事。刘宣义之所以成为百人中的首选，就是因为宣义是最优秀的青年。就博文好学、聪慧机敏、能书善文的特点来说，林道荣与刘宣义不分仲伯，但宣义年长7岁，此时林道荣是17岁的少年，而宣义是比较成熟的青年，且具备起居严谨，外表威德仪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