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撰写日记期间，近代新闻业在中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向。在中国，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海外泊来后，外报便以体现西方传播思想的“新闻纸”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截至19世纪末，外报“先后出版了大约300家，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70%以上。”与此同时，受外报刺激和影响，国人办报热情也与日俱增，到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时，中文报刊终于走完了“从诞生、萌芽、成长而演变为‘近代报纸’的过程”。210而在西方各主要国家，已有着100多年发展历史的报业随着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正陆续从政党报纸时期迈入廉价报纸时期，商业报刊早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中外报业的蓬勃发展为晚清士大夫中先知先觉者观察、认识和使用“新闻纸”这一大众传播工具提供了机会，薛福成前后两任幕主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曾国藩为例，早在1862年8月，他在致函左宗棠谈及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与太平军作战弃城逃跑一案时，便称自己是从“新闻纸”上获悉了何已被弃市处死的消息。而李鸿章则在被清廷授署理江苏巡抚衔、驻节上海不久，就下令会防局请人翻译报纸一式三份，一份送总理衙门，一份送曾国藩，一份自己留用。李鸿章还经常向同僚、友人推荐“新闻纸”上刊登的、他认为有价值的报道，如1862年6月29日，他在致函曾国藩九弟曾国荃谈及淮军与太平军沪上战事时便“附新闻纸全套”；次年7月10日，他在致函曾国荃时又将“英国新闻一纸抄呈”给他；李鸿章甚至还应曾国荃之请，“将道署翻译新闻纸西报各件”“按旬”递送。曾、李二人对“新闻纸”的重视，必然会对作为幕僚的薛福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与中外报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又为薛福成媒介素养的最终型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王韬、郑观应和陈炽等洋务思想家相比，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薛福成虽在获取、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技巧和能力上独树一帜，但他有关报刊社会功能的理论阐述却较为零散，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除少数思想深邃者外，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大多数国人因长期身处信息封闭的环境中，故对于近代报刊普遍都缺乏理性而深刻的认识，即便如薛福成这样的精通洋务者也往往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薛福成虽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但他志在“有裨时务”，精研理论原本非其所长，因而尽管薛福成在日记中摘录了大量报刊资料，但其新闻思想却只是透过一些只言片语被表达出来：
一是误以为“新报”源于中国。薛福成称：“西国博雅之士论及创制，每推中国，如新报之仿邸钞，……惟西国日求其精，中国日失其传耳。”这就混淆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西方近代报纸与中国古代官报之间的“代差”，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判断，源自于其一向提倡的“凡兹西学，实本东来”的“西学中源”论。如果考虑到“在中国近代早期报刊思想史上，‘附会’可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理论建构方式”的话，那么对其“新报之仿邸钞”说似乎就不应多加苛责了。
薛福成出使欧洲后，对西方“新报”的发展脉络也依然懵懂。他在日记中提到欧洲人“不惜字纸”的风俗时就称，“尝见有身坐车中，阅新闻纸，随阅随弃，任其抛掷于沟渠污秽之中，不问也；或揩洗器物，皆用字纸；男女如厕，无不携新闻纸为拭粪之具。对此他很不认同，称此乃悖逆之举。其时，作为资产阶级报业主体的廉价报刊正在欧洲广为流行，这为此后西方现代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薛福成对此显然不甚明瞭。
二是察觉到“新闻纸”引领风潮的作用。普法战争爆发后，薛福成在日记中特地转摘一条消息：“新闻纸云：法国各大新闻馆，意欲推举特瞻巴子爵大员为国主。”一国之主居然由“各大新闻馆”共推，这对于晚清士大夫们来说是绝对无法理解的，亦可想见此事在薛福成内心所引起的震动。
1876年6月，薛福成在日记中摘录外报报道称：“西国重臣皆自设报馆”，故建议中国“亦宜仿行，延西上深明学术者主笔，凡交涉重情，可援西国法律辨论而宣布之，胜于十万师也。”[9]159薛福成虽未对此加以点评，但在多年后的1892年6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按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条目凡二十有一……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可见对于“新闻纸”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薛福成已渐有清晰认识。
三是关注中外报业的发展态势。薛福成撰写日记期间，恰逢中外报业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与此有关的两组数据：
一组是中国与泰西各国日报的数量，其中“泰西各国日报，德国有五百六十种，英国一百六十九种，法国一百二十八种，意大利一百五种，比荷二国共四十九种，其余各国共二百五十种，美国日报九百六十二种，南美洲共一百十五种”；中国“除《京报》外，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大抵以西人教会为多，其华人主笔而现存者，则有《循环日报》、《中外新报》、《维新日报》，皆出香港；《广报》出广东，《沪报》、《申报》出上海，《时报》出天津。此外，按月出者，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闽省会报》；按季出者，有《格致汇编》。”另一组是全球日报的总数：“至地球各国日报之数，约计之共有四万四千种。欧洲居其大半，有二万四千种。……亚细亚洲共有三百种，……”可见，对当时中外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薛福成还是非常了解的。
薛福成在日记中还记录了泰西各国推行的“养民之政”，其中就包括为推动报业发展而采取的一些举措。如他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及英国报刊投递之法：“英国邮局章程，有散封，有密封。……散封者，书籍日报是也，每重一两约洋五六厘。皆须预购信牌，华人谓之‘人头’，西人译称凭印纸，粘贴其上，如信赀一分者，则贴一分信牌，由此加多”；“凡寄英国三岛及沿海等处新闻纸，每张贴半本士；寄各国各埠，每张贴一本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