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适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事频发，险象环生，无论是清廷还是曾、李等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时局变化与对外交涉，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进行决策，均有赖于掌握更多、更准确的情报。为此总理衙门于1877年奏准：饬下东西洋出使大臣“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一册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即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资考证。”1878年，清廷又对出使各国大臣作出明确规定：“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薛福成本为幕僚，后又出使欧洲，因此搜集情报、特别是那些“有益于国”的情报，既是对其经世致用这一向学路径的践行，更是其职责所在，而“新闻纸”便成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在薛福成通过阅报搜集的各类情报中，涉及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士、意大利、俄国、葡萄牙、土耳其、塞浦路斯、美国、秘鲁、智利、埃及、日本、新加坡、缅甸、越南、朝鲜、印度、阿富汗和暹罗等，涉及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事件包括日本倒幕运动、普法战争、法国巴黎公社运动、法国侵吞越南、美国南北战争、埃及苏伊士运河工程以及俄土战争等。这些情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中国国内事务的报道，另一类是与中国有“交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报道。
薛福成对中外报刊有关中国国内事务的报道极为关注，日记对此摘录很多。如关于香港人口：“新闻纸云：香港长住太西男女二千七百余口，……合之本港水陆兵，共计五千九百余人。中国人在港经商做工者，共十一万五千余人”（1871年5月31日）；关于广东禁烟：“新闻纸云：广东神仙粉之事传到福州，经地方官示禁，忽华人纷纷传说，几闹大事……”（1871年9月5日）；关于上海进出口贸易：“《新报》云：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上海进出口货物总数，进口货统共值银一百零五兆零十万两，其洋货值银四十六兆六十四万两，余皆中国土货也”（1876年10月13日）；关于国内基督教传教情况：“《叻报》述教会中所出报章云：西历今正，核计中国各省传教堂共有四百十处；另有土人传教而受薪水者一百八十七人，不受薪水者五十四人；各堂同食圣餐会友三千零三十八人；去年内新奉西教者四百二十四人；自内地传教会兴办以来，奉教者四千六百余人”（1891年11月9日），等等。
对于有关清皇室的报道，身为臣子的薛福成更是十分留意。他赴欧任职之初，因清廷对西洋通例较为陌生，故光绪帝一直不愿接见外国使节，以至“各国驻京公使，以未蒙昼接，不无私议。”1890年8月底，薛福成在阅读英国《泰晤士报》时，发现该报“将此事著为论说”，随即奏请清廷改革外交觐见礼仪，尽快与国际接轨。当薛福成通过阅读外报得知光绪帝开始学习英语的消息后，十分欣喜，多次将这类消息摘录于日记中，如1891年12月12日日记写道：“《勒当报》云，中国皇上现习英国语言，总理衙门上折谏阻，皇上置诸不理，盖有皇太后之鼓励故也”；次年1月28日日记写道：“《字林西报》云：北京西友来信，恭闻皇上神圣英武，万幾余暇，现欲通英国语言文字，侍读者为同文馆中之两教习也。”
中外报刊那些与中国有“交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报道对清廷来说价值最高，也最受薛福成关注，如英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渗透、俄国对新疆的侵略以及法国吞并藩属国越南等，其中他利用“新闻纸”搜集日本情报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自19世纪60年代起，日本明治政府开始了由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并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则成为其实施“大陆政策”的主要侵略目标。对于日本将来必为中国最大威胁这一点，当时清廷不少有识之士都已有所警惕，李鸿章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尺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明治维新之际，正是薛福成从政生涯之始，他注意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并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借助报刊报道广泛搜集包括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内容的情报。
在政治方面，最早进入薛福成视野的是有关日本倒幕运动的报道。1868年1月日本爆发戊辰战争，薛福成在日记中摘录了中外报刊关于此战的多篇报道，如：“新闻纸云：靴峨码头甚不安静，因东洋各小诸候与太公不睦，设计将米加啰王之子擒去”（1868年2月24日）；“新闻纸云：日本国士达士巴希现已让位与美加多。南方各省诸侯均联一气，帮助美加多，不服者压苏一人而已”（1868年4月20日）；“新闻纸云：日本色达拔希起兵，屡战不胜，降于新太公米加啰。米加啰礼而用之，国人皆悦”（1868年7月21日）等，并大胆预测战后日本或将迎来一场革故鼎新的大变局，
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大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媒体对此称赞有加。薛福成在日记中摘录日本报纸报道称：“（日本）凡太西善法无不兴办。凡此皆因削太公权柄，各诸侯有所分别，故国主得以一心图治。”（1871年12月23日）摘录《美国新报》报道称：“天下各国之屏除积习，励精图治，未有如日本之勇往直前者。……今乃力求振作，诸大国莫不敬仰，以平等之国相待。”（1879年6月24日）[9]267对于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新气象，他非常羡慕，衷心希望清廷能“复制”这些成功经验，励精图治，一改积贫积弱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