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在1865年回忆称：“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龄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从未偏离过龚自珍、魏源等先行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方向，这在他借用报刊配合清廷对外交涉上有很明显的体现。
早在曾幕期间，薛福成就和“新闻纸”打起了交道，他曾用“鹅湖居士”的别号写了多篇笔记小品在《申报》刊载，如《太监安德海赴法》、《张汶祥之狱》等篇，其中既有说鬼谈狐的作品，也有他在曾幕所接触到的各种佚事遗闻。
1875年2月，英国上校柏郎在驻华公使翻译马嘉理陪同下，由缅甸八莫向云南进发，试图打通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他们在云南腾冲蛮允附近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及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滇案”发生后震惊中外，此时已入李幕的薛福成为协助李鸿章处理善后，主要利用“新闻纸”做了以下两项工作：
一是密切关注中外报刊对“滇案”进程的报道。薛福成在日记中摘录的内容包括——“滇案”发生原因：“新闻纸云：英使臣请缅甸准英兵假道一事，印度总督谓英使已与缅王商妥。缅大臣语英使曰，英军假道以入云南之请，不能如命，惟派缅人护送英使前往可也”；“滇案”发生经过：“新闻纸云：电报云，英国派往查验缅甸、云南道路之马加里[ 即马嘉理。]，于正月十七日行至将近缦缊[ 即蛮允。]，距巴摩尚有四站，突被华人阻扰。马加里先进至缦缊遇害，余众退奔石狗巴摩境内”；“滇案”幕后主使：“西报似以马翻译一案归咎缅甸，而梅辉立亦称见过西印度郎贡电信，皆称系腾越土司带兵李协台所为”；中英谈判前英方态度：“新闻纸云：风闻中国调停滇案，不洽我英人之意。不知中国果系不肯秉公办理，抑故意轻视我英人也。闻我英朝廷极欲认真讨较，又深虑事之决裂云”，等等。
二是建言李鸿章“以拒为迎”，借用外报报道来降低“滇案”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此钱基博在《薛福成传》中称：薛认为“英自俄德交合，方惴惴顾虑，必不轻用兵中国。……不妨以拒为迎，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使臣。……请其评论，仍密饬海关税务司设法刊布外国新闻纸，彼都人士非无公论，久必有据理以讥威者。……威为气沮，而事遂定。”薛福成在上李鸿章书中也有过陈述：“滇案本末，宜布告各国使臣也。……仍密饬江海关冯道，转属税务司，遍刻各国各埠新闻纸中，作为中国商民之言。”借助外报引导国际舆论同情中国，迫使英方不敢过分要索，这说明至少从“滇案”开始，薛福成主动利用“新闻纸”应对交涉的手段就已相当娴熟了。
中法战争期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此时镇海已被清军确定为浙东筹防重点，如此，包括定海在内舟山群岛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尽管薛福成已经意识到“定海不特浙江一省之藩篱，实亦海疆全局之关键”，但因其在地理位置上孤悬海外，要阻止法军进犯难度仍然很大。
薛福成发现，中英早在1846年就曾签署过一个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将舟山让与他国；如有别国攻打舟山，英国须加以保护。该条约本可缓解清军在舟山群岛防御法军压力，但英国出于多种考虑，竟宣称因《天津条约》未重申旧约继续有效，因此该旧约已经作废。为此薛福成一面促请南洋大臣正式照会英国公使，根据国际公法规定，从法理上强调旧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嘱幕僚杨楷撰写《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一文，站在英国国家利益角度，论证恪守旧约对英国的重要性。该文写毕，薛福成“重加删润”后，“请本关税务司葛显礼翻译洋文数分，寄往伦敦报馆刊刻分布。”文章发表后，英国政府感受到了来自舆论的压力，最终不得不令驻上海总领事固威林向法国驻华公使正式照会，阻止法军进攻舟山，从而为清军赢得镇海之役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薛福成能主动利用外报营造舆论压力，以达到孤立法军的目的，这在晚清一代是极为罕见的。
1890年9月17日，《申报》刊发《重申伟论》一文，针对英国《泰晤士报》妄论薛福成“之失”予以反驳，称薛福成“常与西人来往，所办交涉各要件不可胜纪”，赞其“曾居曾袭侯尊人文正公幕内者十年，嗣复在李傅相幕中办事者亦十年，是亦不为不久。然则公生平所办洋务，又何尝逊于历任之星使耶？”《申报》所言非虚，但寥寥数语难以完全匹配薛福成的历史地位。本文通过梳理其日记可知：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薛福成，获取和使用中外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几已达到近代最高水平；而出类拔萃的媒介素养，亦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甲午战争前最具世界意识的晚清士大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