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米廖夫的非洲主题开始于诗歌集《浪漫主义之花》，包括诗歌《鬣狗》《美洲豹》《狮子的新娘》《长颈鹿》《乍得湖》等。之后非洲主题好像沉寂了，直到出现长诗《米克》（副标题是《非洲长诗》）。最后是一部专门献给非洲的诗集《帐篷》。诗人的非洲诗歌布局顺序具有自己的逻辑性，每首诗都是诗人对这一神秘大陆的认识程度：开始是他所看到的东西所引起的联想：《鬣狗》《美洲豹》《狮子的新娘》《长颈鹿》。随着深入到大陆深处，诗人对看到的东西形成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完整的国家、土著的民族、部落的文化。相应地，出现了详细讲述非洲之旅的新诗集《帐篷》：包括诗歌《埃及》《苏丹》《阿比西尼亚》《索马里》《加拉》《达荷美》等，以及长诗《米克》。上述地名作为专有名词，在其中包含着非洲的象征——撒哈拉、苏丹、阿比西尼亚等。如果大陆的名称——非洲是专有名词的核，那么上述地名就包含在它的近核空间中。古米廖夫擅长运用隐喻揭示包含在诗歌名称中的象征形象，他的隐喻具有两种功能：特性化和称名性（Беренкова，2006：234）。例如，非洲——“上帝指定的神圣之地”；红海——“鲨鱼的耳朵”、“有风浪的海洋”、“黑人的澡盆”、“沙锅”；撒哈拉——“烫嘴”、“年轻”、“金色的海洋”、“金色的沙丘”；埃及——“神秘之国”；阿比西尼亚——“魔力之国”、“修养的母狮”；苏丹——“巨大的孩子”；达荷美——“国家的黑太阳”。
古米廖夫常常将非洲与“天堂”联系在一起，他把非洲看作是当今文明阶段的先驱。在“非洲主题”作品中大自然和动植物形象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它们身上表现出古米廖夫作为阿克梅派创始人的所有艺术技巧和美学原则。通过对非洲的奇异风景、动物、植物等的描绘，古米廖夫向读者展现了这片神奇的“原始天堂”。
在古米廖夫的非洲主题中非常重要的特征不是动物形象的“人文化”，而是人物形象的“动物化”，因为人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身上的其他原始本质、动物性情。20世纪初在俄国诗歌中“变形”主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变成动物或者人的灵魂栖息在动物的外壳中。 赞叹动物的美和力量成为古米廖夫诗歌中“动物化”的共同含义。诗人试图将动物的生物能本质赋予给自己的意识，并因此更加接近大自然及其原生的凶猛性，而非洲的野生动物可以成为这种凶猛性的表达者，因为“动物崇拜”是人类曾在自身与自然界划定的第一道界线。动物对人来说是精神的“异在”的最直观形式。每当社会意识到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模式的局限性时，就会回归“动物化”主题，这些共同文化问题在诗歌创作中找到了很好的表达。20世纪给许多人的精神文化带来了变化，拓宽了人对世界和对自身认识的界限。古米廖夫成为世纪之初盛行的“万物统一论”观念的艺术探索表达者，他试图从文化综合的角度审视俄国的现实。非洲在他的创作中具有“美好的童话、未被文明破坏的原始天堂”的神话成分，它们是“异国”，是与诗人自己的故乡相对立的理想世界，是他的精神探索目标。动物形象（尤其是野生动物）的优势与重新思考文化领域中那些关于人与其在自然中的地位的传统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世纪之交的“人道主义危机”加深了“动物化”主题的意义，也强化了那些不能归入在人类“合理性”框架内的原生因素（Эпштейн，1990：99）。
非洲的植物世界奇异多样，古米廖夫用“天命”和上帝在这里创造的“天堂影子”来解释这种多样性。古米廖夫之所以迷恋非洲，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地球的真正原始状态，发现了那个最原生的天堂。诗人赞叹这里色彩的丰富和饱满。在他描绘的非洲自然中没有中间色，都是最饱满的程度：“在漂亮的俄国板画上道路好似天堂：异乎寻常的绿草，枝叶扶疏的树枝，五颜六色的大鸟，漫山遍野的羊群。空气温和、透明，好像刺透了金粒。花香浓郁而甜蜜。但只是黑人与周围的一切极其不和谐，根据某个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传说，他们好像是在天堂里闲逛的罪人”（Иванов，1990：273）。
显然，古米廖夫在创建阿克梅派时，不仅确切简练地表达出诗歌词汇的新观念，还对作为生物的人给出独特的理解，即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然客观存在并把自己看作是周围世界的全部完整性。他在异域国家里发现了原始世界和未经开垦的大自然，在这里诗人获得了自己的“原生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