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长篇”[1]

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会，能开到一百多人参加，说明新疆长篇小说的创作队伍、发展势头发展很好。我对长篇小说研究的少，这些年读的也不多。只能谈点阅读经验和我心中关于理想的长篇小说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

只能“漫说”，散漫无际地说一说，漫画式、比较传神夸张地说一说，不一定准确。

1、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更多地体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学上的实力。

我用的是“实力”这个词。

“实力”是什么呢？实力更多和力量、块头、耐力、资源、规模相联系。这是一种感觉。如果这种感觉是成立的，我接下来要说，诗歌的创作水平，更多体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字上的灵性。灵性更多地和才情、气质相联系。而散文呢？散文的创作水平，是不是更多地体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学上风采、神韵或面目表情呢。这可能是个蹩脚的比喻。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长篇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最好均衡发展。整个文学的发展，最好既有实力、又有灵性，同时闪烁大面积的风采。无论是长篇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她们都是文学，不管是分行写、连篇累牍地写、还是一段一段地写，都是文学作品这个范畴。最好的文学，大致的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是既有不朽的力量、又有人类丰富的灵性、同时还有迷人的文本风采。艺术上的原则要求差别不大，作用和功能各有侧重。最好是轻重武器搭配使用、食谱口味广泛全面。但这往往是一厢情愿、是理想状态。

2、实际上，从地域分布来看，冥冥之中，有一种心灵的风土，使一些地方、一些民族、一些国家，大面积地茂密生长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学作物”；从时代发展来看，也似乎有一种文体的角逐——时代在挑选某一种或几种文体作为它最适合的代言人。##end##

文学的兴衰、文体的命运，不独在文学、文体本身——冥冥之中，它们被更大的历史力量决定着。这是一个深刻的秘密。几千年来，各种文化形式的兴替转移、新陈代谢，各种体裁方法的潮起潮落，表面地看，是一些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在支撑，实际上，更深刻的推动力量，主要是传统和时代要求、是这些隐性的力量在推动。现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影像文化形式（过去是电影，电影诞生才一百年多点儿）占据了人类大量的精神活动空间，这才几十年时间，在中国也就是二十来年的时间。但今天有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网络文化形式正在势不可挡地占据制高点，人类精神活动的领域进入新的“春秋战国”、“军阀割据”的时期，而且其影响渗透到经济、社会结构、人类交往方式等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新技术、新形式，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十七报告讲文化，有一个词，意思是“新的文化业态形式的创新”。的确如此，今天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和经济、和政治社会的联系史无前例地加强。网络文化和支撑它的IT技术，现在是多么大的一个产业呀！而且，它对人类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超过过去其它文化形式的总和——像虚拟社区、网聊网恋、网上银行与购物……等等这些东西的影响，根本不是传统文艺门类所能想象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作家可能考虑很少、觉得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仍然是从总体把握社会发展的钥匙。上面所讲的例子，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复杂幽微、如神经般颤动、传导于人类社会生活、用来说明文学变化的一个例子。

当然，无论有多少新形式、新技术出现在文化领域，他们都生长在传统形式、传统技术的土壤上，都从传统形式、传统技术那里分享“神恩”——传统形式、传统技术像个母亲呢，不管是亲生的孩子，还是养子，或者是“杂种”、“野种”……都需要她敞开胸怀、给予哺育，她也因此延续自己的“基因”、焕发活力青春。象现在很流行的“动漫”，就是IT与美术的结合，最新和最旧的接合。美术在人类的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尽管是一些岩画），而IT技术的普及时间，比在座诸位的公子的年龄还要小，他们真正是“老妇少夫”，但“婚姻美满”，让人羡慕。扯远了。

3、那么，决定一个地方各种文体兴衰命运的因素有那些呢？

我们可以列举无数因素：作为隐性和显性的“集体的榜样”——传统；优秀的个体——如旷野中大树般支撑一片天地，比如新疆汉语言文学写作的象征周涛先生——这些是可以直接学习现实力量，这些也会构成未来的传统；时代——时代的诸种要求，如同巨大的口腔，最敏感也最迟钝、它的口味偏好最为复杂，一直是机构和个体深入研究的领域，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再有就是，文体自身的成长发育、永远琢磨但还在认真琢磨的社会的阅读风尚……所有这一切因素，最终要靠作家们的创作来兑现，构成为现实的、潮起潮落的文学写作和文体角逐。

我不是“算命先生”，不是预言家，但人的本性是对未来有所期待。

我隐隐觉得，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新疆，是一个需要“大叙事”时代。中国的物质力量和经济实力发育太快，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变革，已经积累相当规模，“中国故事”已经是一个全球性话题，中国的每一个个体和整个族群，已经荡漾满满当当的火热新鲜的生活——要装得下如此体量的内容，需要一个宏阔的容器，在文学的容器样式中，诗和散文很难，似乎只有长篇堪当此任。

诗与散文，和农业文明更有亲缘，而小说有天然的城市血缘。诗与散文，都可以是“独白”，都可以不要听众观众、读者，在广义的诗人和和广义的散文作者那里，诗和散文可以是自娱的，不一定非要“发表”。历史上的诗人，诗歌写作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那么强的发表欲。可以是个人志向的流露，所谓“诗言志”。像宋江在酒楼上题“反诗”、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或是为功名，为三、五好友欣赏。广义的散文也是如此，有些就是给皇帝的奏折，有些是后人、好友看着好，拿出来刊刻发行。小说的亲戚——古代的说书艺人，主要是饭碗、追求的是怎样招徕听众，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发表”意识。今天的情况与古代有区别，但这个传统还有流布，诗、散文还是自娱多一点。今天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特别需要阅读的配合，很少有写几部长篇就是为了自己过瘾、自己玩玩、而不想与更多人分享的奇怪行为。

诗与散文的结构特点，也像游牧生活和乡野阡陌。诗就像游牧的孤寂和“那达慕”大会瞬间冲刺，散文就像规律性的四季轮换、散淡的日常生活和若隐若现的农村小路，而小说更像“人工痕迹”很浓、灯火辉煌、人烟稠密、百味杂陈、热闹喧腾、迷宫般的城池。小说是组织化程度更高更复杂、更热情也更冷漠的城市。作为一个符号，城市代表欲望，是物质和经济利益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出现的人类聚落形式和社会组织。如果把文学比作一个人，作为一个符号，小说代表沉重肉身，诗歌更像这个肉身的捉摸不透的情绪变化，而散文是一些洋洋洒洒的行为举动和面目表情。

这个比喻可能同样蹩脚，但我一开始用比喻，就一路比喻下来，用这种方式说一点经验感受。

4、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我们不缺乏生活。

时代满满当当，人心满满当当，情感满满当当。我们缺乏的是概括，是一下子把大家都感觉到，谁也说不出、说不好、也因此说不完的东西，连根拔出来，漂亮地摆在人们面前。理论上，长篇小说虽然有近乎无限的空间，可以完整地放得下一个时代。但是，“提纯”和“蒸馏”的工作量也同样巨大，需要的工艺水平千奇百怪，留给概括的，仍然很小。今天就是“昆仑”，联系近代的历史，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今天的崛起很突然，好像一个加速度，一下子各方面有了一个巨大的积累。这个有形和无形的“昆仑”，需要我们一下子把它看清楚，一下子结结实实地抱住它。我为《新疆当代油画选》写过一个序，叫《纵到底　横到边》，这是一个借来的词，意思是：我们需要丝绸般皮肤的完整覆盖，需要天际长虹般大距离的优美穿插、需要礼花在夜空频频中彩般的不竭激情。

当然你也可以用长篇来搞一点个人的“小打小闹”，这也是百花当中的一花，

“写什么、怎么写”都是自由的，但对时代而言、对民族而言，需要“大叙事”，需要波壮阔的东西。长篇小说，是时代精神的个头合适的代言人，应该对个人与群体的命运、对思想史的形象化、对民族心史有承担。我期待有这样一些长篇出现：讲讲我们个人、我们民族的心灵形象，我们个人、我们民族的心路历史，捧住一颗时代之心、民族之心、人民之心。

5、长篇小说是一个挑战。

上月底我去美国。纽约哈德逊河上有座桥，是世界上第一座规模巨大的铁桥。桥建好了，市民被这个从没见过的大家伙吓坏了。聚在桥头，不敢上去。没办法，开通仪式只好找几百头大象，披红戴花从桥两头往中间赶。结果可想而知，成千上万的市民一拥而上，欢庆人类的胜利。

如果长篇小说是座桥，是座大桥，不是你门口的小桥，阅读就是“通过”，大众的“通过”、民族的“通过”、时代的“通过”、心灵和深思的“通过”。现在很多长篇小说，是一堆无法“通过”的废钢铁。字数够了，页码也够了，但就像废钢铁，只有拾破烂的视若珍宝。还有一些长篇小说，勉强可以通过，但过不了时代的列车，只能让个别迷路的人，提心吊胆走一走。这个桥，要坚牢不朽，有强大“通过”能力，挤得下“人类”这个词。同时，又非常漂亮，巧夺天工。人们趋之若鹜，不仅为“通过”，还为欣赏、为瞻仰、为在上面看风景，成为历史遗迹，见证人类力量，构成文化遗产，后来人还可以缅怀、纪念、凭吊。

我这么说，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个重体力活，腰很疼。如果要搞，就是重大决定，可能要用掉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甚至更多的生命时间，能否承受如此的生命之重？这是近乎哈姆雷特的犹豫和慎重。你可以轻率地扬起剑尖，但要挑战难度、挑战规模、挑战持续不歇的激情与深思、挑战当代的高度与广度。

6、长篇小说没有规定的模式。

如同桥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是“浮桥”，可以是“单孔桥”，可以是“斜拉桥”，可以是过人过火车过汽车、各种各样的“专用桥”，可以是“今天之桥”或者专为未来所建的“未来之桥”，可以是追求阅读的“大众之桥”或者专为你心目中的精英和特定人群所建的“精英之桥”，可以魔幻新奇，可以雍容华贵，可以春秋笔法，可以宏大叙事，可以“一个人的战争”……但总体要求是结实舒服、质量很好、赏心悦目，有独立的价值。

对长篇小说的研究，我认为最好的个案研究。好的长篇，就是一个完整的水系和流域，除非你站在太空的角度，审视地球，否则最好个案研究。当然，前提一定是好的长篇，不要把自己陷在烂泥地里。好的长篇小说，一文一格，没有统一模式。

无论何种流派、何种风格、何种模式，质量永远是成败的关键。

在虚无之神——时间的面前，花拳绣腿会像风雨之中的稻草人散架倒地，我过去说过：“文学艺术家是和时间作战的人”。如同自然界中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的东西，也承受更多的风吹雨打，风化的也更快。金字塔之所以在沙漠夕阳中留下来，是因为大、结实，因为美。

7、以莫言《檀香刑》为例，谈点体会。

莫言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四、五个当代中国小说家之一。

我觉得，有莫言，这二十九年的当代新时期中国文学史（1978年到现在），会给世界、给未来的中国，留下一份遗产。

个人记忆和民族记忆。几年前，我看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檀香刑》，作者是写过《红高粱》的莫言。我觉得这本书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本长篇。它文本上的成功探索，它的中国风格、个性倾向、人性的开掘和命运呈现、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作品的完成性、深度与规模，它的独特性和语言的质地等等，都使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上了一个台阶。我甚至觉得，这本书是中国小说家中不多的几部具有世界水准、可以与国外最优秀的小说有一比、有一拼的作品。

这部小说是个分水岭，是汉语写作中的重要时刻和标志。有了它，特别是连高行健的破书都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诺贝尔文学奖的份量变轻了。从那以后，在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汉语言文学中的民族情结，不了了之——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一年一度的诺奖消息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切仅仅是个形式。

这是一本写声音的书。声音当然不就是音乐，但我愿从声音说起。

大家知道，“童年记忆”之于莫言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童年记忆”是莫言写作的最重要的“援军”、“救命稻草”、“拯救者”，是“芝麻开门”式的符咒，是不断驾空糟糠之妻的“秘密情人”或“隐形伴侣”。

莫言是一个向“童年生活”不断“榨取和掠夺”的家伙。这种“榨取和掠夺”因为采取了高明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在重新创造一个不同于真实经历的“童年乌托邦”：一个不断生长、壮大、膨胀、丰富和瑰丽的“子虚乌有之乡”。这很奇怪，一个快要进入天命之年的人，身躯日渐肥硕、生命日渐浑浊，却实实在在的一次次壮大、发育和延伸着已经相离十万八千里的童年世界。甚至把这样一个偏远乡村小屁孩的童年，演变成民族、社会的广阔历史。

艺术家就是这样一些人。这些“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整天沉溺于内心世界的白日梦的人，所创造的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之城”，一个精神、文化和灵魂之乡，一个心理、梦境、种种奇思怪想和生命情感的栖息地。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人民币那么准确、实在、通行无阻，也同样有温度、有力量、有生命，而且更为长久乃至永恒，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灵之花。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这是一本充满童年的个人声音记忆的书。什么声音呢？一种是流传在山东省高密地区的“猫腔”。这种风靡一时、如痴如醉的地方戏，曾是当地人民主要的娱乐形式和精神享受；另一种是火车飞驰而过的声音，是在白色水蒸气和黑色煤烟中散发出来的、车轮与铁轨磨擦产生的“哐当哐当”的金属机械之声。他用文字，讲了这两种声音的历史，讲了和这两种声音相联系的胶东半岛上百年中国社会。

这本书，是莫言关于声音的个人记忆、天才的文学演绎、深刻的人性揭示和浮现的民族记忆相互交揉的结果。这部小说，文体上的那种章回体的变异与复活，大段大段直白压韵的戏文的嵌入，既庄重诙谐又颇有悲喜剧的风格，喷射而出的叙述语言，都使这个悲剧故事有一种热热闹闹的喜剧色彩与效果，而且是用夸张的语言来描述本来就夸张的声音。给我的印象是“众声喧哗”。是用文本的“众声喧哗”来表现历史的“众声喧哗”。是“众声喧哗”的“众声喧哗”。如同以肉体、生命、灵魂为乐器，由隐秘的心灵之手指挥的一台无法复制的宏大交响。音乐学院的师生们要看当代小说的话，我推荐这本书，看一看小说家记忆中的声音，看一看小说家用笔描绘的声音的故事、声音世界、声音的灵魂。

8、长篇小说的中国化。

当代中国小说文体受西方影响很大，叙述语言是带着“学习”痕迹的、面目可憎的“翻译体”，主语、谓语、宾语一个都不能少，拖泥带水的长句子绕来转去，很不清爽，基本上只能“默读”。也有除外的，像孙犁、汪增祺等如一股清流，给中国小说语言带来不同面貌。新疆作家赵光鸣、董立勃也有这个意思。在新疆的作家中，董立勃写小说较早，但从《白豆》开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一种和自己记忆性质、情感性质、故事与人物性质相适应的语言。这个道理，相当于中国的毛笔和宣纸的关系，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毛笔”和“宣纸”。它们一同出现，味道才会出来。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外化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就。这个过程一百多年，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吃了不小苦头、走了不少弯路。一百年，扎下根，长成大树，变成自己的东西。中国从近代到现在，有三个势力一直磨合：就是传统、当代和世界，要打通、要熔铸、要新生。政治如此，文学也如此。

中国有传统的明清小说，近代新文化运动，又受西方影响。我们一直在等待、在转变，找到一种连接传统、打通现实、又能与世界接轨的东西。《檀香刑》让我真正看到了长篇小说中国化的成功努力，让我听到了“叙述的声音”，好像有一个新时代的“说书艺人”参于莫言的写作，语言不再是被动的被“写”出来，而是以中国式的腔调被“唱”出来。特别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或“声音”的色彩和所指的方式也是中国化的，有一种悲剧与喜剧、正剧与闹剧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味道；有以歌当哭、以哭当歌、以悲为喜、以喜为悲的惊险转换。

说起来，这种最中国化、最民间性的因素，也特别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好像是小说版的《大话西游》呢。中国智慧是亦喜亦悲、亦真亦假、亦虚亦实，它把最矛盾的要素，极其大胆地结合在一起，相依共生，混沌一片。有人说是“中庸”，其实何尝不是“疯狂”。如同民间的大出殡，魂幡飞扬、纸钱飘落、唢呐高亢，加上红色的棺材，披麻戴孝逶迤而去的人流，专业哭丧妇夸张的一路诉说——这样一种虚寂冷清的乡间土路上的长游，悲伤的内容被仪式化地搞得有声有色，兴味盎然、热闹无比。冷静一想，吓一跳，对逝者的送别原来也可以这样。

中国思维的“抽象”，不是“抽象”到柏拉图、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用有高度概括性和伸缩性的具像来表达。这样的模式和传统，从《易经》、从阴阳学家那里，就开始了。取“象”说理，取“象”预事，取“象”通变，演绎天地，推论人事。

无独有偶，好戏连台。类似长篇小说《檀香刑》这样一种“声音的故事”，或者用“声音来讲述声音的故事”，我在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著名作曲家谭盾的《西北组曲》中也找到了。

以我浅陋的音乐知识，建立在合声学基础上的西方交响乐团，乐队的结构、乐器的搭配比较科学、艺术，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农业社会没法用那么多、那么好的工艺来制作乐器，好像整建制出笼的音乐的“集团军”，作曲家也几乎同步地积累了相当多的管弦乐队演奏的曲目。而以中国民乐来组织七、八十人的大乐队，好像是学习西方、刚刚收编、招安的地方武装，只是看上去有点“中央军”的意思，内部仍是七长八短、三五成群、明和暗斗、派系林立。而且，供这样的民乐队演奏的曲子，也如同乐队结构中严重的地方倾向一样，多是延用了经过简单修饰的“地方曲子”，为民乐队演奏所专门创作的并不很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演奏很多曲目时，似乎总有一部分演奏员极其热烈兴奋地忙活，而另外相当一部分演奏员百无聊赖、无事可干。偶尔发起集体冲锋的时候也是有的，但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表明我们是人多势众、装备齐全。

但是，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西北组曲》不一样，在《信天游》、《闹洞房》、《想亲亲》、《石板腰鼓》各个部分里，各种民族乐器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声浪前仆后继地奔涌向前，每一种乐器的声音都在尽可能地表现自己，同时又唤醒激励着同伴迅速跟上和超过自己。它们不再是散兵游勇的单打独斗，或宗派林立、排它性的地方武装，它们的差异、个性成为彼此互补的优势，而非抵牾、内讧的种子，如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第一次集合在一起，列成阵势，各逞其能而又相互照应的美妙群殴。

这也是一个民乐团演奏中国化的例子。在我由于工作，从哈密到伊犁，连听十几场之后，我深深爱《西北组曲》，谭盾了不起，作品极其中国，作品又极其后现代，一些很熟悉的西北民曲民歌，稍加变奏、搭配和重复，有了强烈的现代、后现代气息，土到极致、洋到极致，美妙无比。

9、记忆、声音和无声的历史。

大家知道，文艺作品在今天，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署名的，是个人创作。文艺家天生是“怀旧”的人，他只能借助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东西来建筑他的世界。这样以来，记忆就显得很关键。但不是说记忆好就能搞创作，文艺作品不是回忆录，不是历史书，它偏重的是心灵的意味和深度。文艺家是与时间作战的人，他最大的敌人是“遗忘”。但记忆无法强求，记忆有它自己的“优选法”，这颗脑袋虽然属于你，从长远来看，你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记忆。它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总之它不是摄像机或录音机。为了应付考试，那种手忙脚乱、填鸭式的速成记忆，也在考试完成之后烟消云散。相反，一些从未刻意留心的事件、影像和人事，反倒记了一辈子。可以用很多形式记录当代、再现过去、描述个人经验，但声音这种形式，在过去和今天用的都不太好。至于谱子，无论五线谱还是工尺谱，对大多数人没有意义，而且用符号记录声音，永远是失散一部分个性和细节的“缩节本”与“速写本”。

我们有一些小时候的照片，但我们没小时候的声音，这声音已经永远流失了。我们经过一些景点、场所或人生的重要时刻，或者简单一点，就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起吃顿饭，我们会想到拍摄一些照片（就是摄像，动机和第一目标也是为了形象而非声音）。有人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好像没有什么人有录音的习惯。生活中，大多数人不熟悉自己的声音，如果放一段他的声音他会说：这是我的声音吗？会被自己的声音吓一跳，因为我们不熟悉自己的声音。刚到新疆大学时，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普通话学的不错，过关了，喜欢朗读一些新诗，但不断有人指出有口音，z、c、s、 zh、ch、sh不分，但我自己很难感觉出来。不光这些细小的、如同指纹的蛛丝马迹很难觉察，对着话筒读文件，听到嗡嗡的声音返回来，我也感到很陌生。我们记住的都是别人的声音、外界的声音，童年同学的声音、团场深夜远远传来的拖拉机开荒翻地的声音、或者突然响起的几声狗叫。但是，我们记不住自己的声音。我们喜欢模仿别人的讲话，但我们模仿不了自己讲话。不是因为太了解，而是因为太陌生。不信你试着想一想自己的口音特点，还真无从想起，无法模仿。毫无印象嘛。

看历史书、或欣赏名画时，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许多场景似乎历历在目，但最遗憾的是听不到声音。你能找到几根古人的骨头、一缕头发、一些碎瓷片，时间总是留下一些尚未消化或消化不动的东西，但声音好像在当时就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默读历史、默读深远的往日时光，默读一个无声的世界。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历史上的公众人物，从皇帝老儿到诗仙李白，都是无声的，或者潜意识里他们都说一口广播员一样标准的普通话。

声音很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记忆，不能是无声的世界。如果说过去限于科技条件，我们做不到，今天就很容易。而且，你看，现在的音像制品的出版量已经快和传统书籍有一比了，声音已经是一个产业，你可以它“音产业”。每一个青少年都爱上了麦克风，卡拉0k 歌厅人满为患，录音机也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间谍工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人收藏刚刚出来的高科技产品cd 、vcd，现在这些东西是昨日黄花，人们迷上了mp3 、mp4，据说又有新鲜玩意马上就出来， 有声记忆正成为非常可靠的手段。声音这种来无影、去无踪，无需清除、很难保留，好像从不浪费空间和资源的东西，有了一种妥善的寄放之所。

但是声音仍然很难控制、仍然很神秘。无论是自然界的声音，还是源自心灵的声音，仍然无法得到十分满意的解释。在诗词歌赋里，对声音的描写相当多，许多是以写声音来带出时间、季节。什么时间、什么季节？是生命的时间、生命的季节，是社会的时间、社会的季节，更是心灵的时间、心灵的季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诗人心情不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破之痛，使鸟叫声都那么不合时宜。“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通过风声、马蹄声、喇叭声，我们知道诗人毛泽东心情沉重，甚至有一些惆怅和迷茫，当然词的下半阙里，也显出坚毅和豪迈。这是长征的基调，有了这个基调，再读《长征》，长征的美学就完整了。写声音，准确地说写音乐，最好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他的诗甚至让我们真得听到了琵琶的倾述，让我们也同白居易一样，“坐下泣者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其实，白居易被贬江州的经历，也暗合弹奏者的身世心意。一个重利薄情的商人之妇的遭遇，一个官场失意的落魄之人，相聚秋天的月下、湖上。一叶扁舟，一具琵琶，载不动人生烦愁、生命感慨。所谓“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声音、时序、心境，是融合在一起的。

一个神经质、敏感、正处在疑神疑鬼的十几岁年龄的少年，在真正伸手不见五指的乡间土路上往家走，恐惧的甚至不敢唱歌以壮胆，他会真切地把自己的脚步声放大许多倍，以为有一个鬼魅在尾随，越来越快，越来越近，他会午夜狂奔，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心情会影响声音，会放大或抹杀声音，甚至会扭曲声音——不管是自然中的声音、人类的声音或者是音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疆大学，一早一晚两个声音我听的特别明晰。一是晨曦初露之时，隐隐传来延安路口清真寺里邦克楼上阿訇宣礼诵经之声，如唱如述，忽高忽低。二是夜晚在校园的林荫里，桔黄的路光从树叶间撒下，坐在林间木条长椅上，从妖魔山方向，若有若无地传来火车开动的汽笛声。那时刚从偏僻的团场来到城市，火车仅坐过一次，在我的概念里，它还是非常先进神奇的交通工具，可以代表远方，代表一个农家子弟的野心和梦想，代表突破束缚和局限的愿望和冲动。因此，我总是能听到城边的火车汽笛声，并引起无限遐想，好像已经开始某种奇异的旅行，看到火车喷出粗重的喘息，看到白气中的站台上挥动的手臂，看到离别、远行和渐渐模糊故土。

我现在几乎听不到这两种声音。它们还存在，但我听不到。它们不在是能“听”到的声音了，他们被“现实”——“排除”了，只在记忆里，只能被“读”到。

火车和火车的汽笛声，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一个连接点，它被文学写作顺利接受。不像城市，今天仍然是文学写作上的一个困难，写城市的好作品不多。上世纪六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还是喜欢火车的，像食指、余华、于坚、莫言等，许多人写过火车。但之后的一些作家，包括所“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一群和低龄就走红的小作家们，可能更爱写带有指标意义的另一些符号——火车已经沦为廉价的交通工具，是粗糙的涌动、混乱的气味和可疑的身影出没的地方。但老实说，火车是有故事、有情节、有梦想的，它像一个上上下下、流动、临时的“家”，有一丝不安、兴奋、悬念和浪漫的因子。这一点，飞机永远比不上，飞机时间太短，空姐太骄傲、空间太小、管的太严，除了出事故一起从天上掉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意外。前两年电影《天下无贼》挺火，故事就发生在火车上。火车像一个“奇遇”，一次“考验”，一种“通过”，是个有深度的模式，而它的声音也像提醒和暗示。

莫言的《檀香刑》，让我听到和记住历史的声音：帝国主义进入中国的声音，这个声音和火车相联系，都是外来的，来的很突然，破门而入、很粗野、不礼貌，引起社会、文明、政权和民众巨大的混乱。地方戏“猫腔”的声音，这是几千年民间的声音，和田野连在一起，有根有花有果，有心有情有意，这是人民的声音，传统文化的声音，苍凉而灿烂，无奈而呜咽，被刺耳的皮靴和汽笛声所欺侮。还清廷刽子手和腐朽封建王朝倒塌时的声音，绝望、苍白、狠，但同时也精致、讲究、腐败，光是“檀香刑”作为一种刑罚，就提供了一个落没王朝的尺度。

10、生死轮回的现成结构与《生死疲劳》

大家知道，汉朝以前，中国人没有生死轮回的观念。生死轮回观念是随佛教一起进来。这是几千年浓厚深重的观念，也说明几千年中国对死的态度。它还是绝对道德律令的“执行者”：一个人日子好，运气好，福禄寿喜占全，会认为自己上辈子积了德、行了善。同样，在世不干好事，昧了良心，作恶多端，下辈子托生猪狗、当牛做马，受苦受累，死了也要挨一刀。这一招很利害，能吓住很多人，几乎会成为信仰，像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这样被地主阶级吓死的。在座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祖先，在信伊斯兰教之前，也信生死轮回，比如维吾尔族。

莫言把中国民间“托生轮回”的观念，作为小说的结构支撑全篇，完整叙述了一个表现比较好地主，50年眼花缭乱又有条有理的“托生轮回”过程，让一个拟人的驴呀、狗呀、猪呀、猴呀的，目睹近50年人间的变化。他把人与动物的生理心理揉在一起，非常奇怪又非常合理。非常现实主义（几千的观念很现实，50年的变化也很猛烈），又非常魔幻主义（如此离奇还不够麼魔幻吗），非常形而上（是用观念史作结构）又非常形而下（动物来演绎），悲喜交加，恨爱相揉，有一种东方式的热闹。别开生面，使人震撼、过瘾、解气，故事叙述用动物口吻，好像催眠大师，让你不由自主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

没有准备。不是全面评价、完整梳理。想到那说到那。列举人、列举作品，可能是兴之所致，遗漏的作家、作品，我的感情也很深，别怪罪。特别是因为偏爱，对莫言评价不一定准确。因为是漫谈，错谬之处，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