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的翻译活动，是“翻译最盛行的时期”。[]随着翻译事业和报刊杂志的日趋兴盛，学者们围绕翻译诸问题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展开激烈讨论，彰显出这一时期中国翻译事业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翻译名词问题
至民国时期，因翻译外国书籍而带来的译名不统一问题，亦困扰当时知识界，“译名统一之声，颇盛倡一时。”各科学术名词的不一、乱用、甚至曲解，不仅给译者和读者带来不便，更严重制约与阻碍民国学术发展，“各种科学术语的译名久不统一”，“实要算是阻扰他（科学：作者注）的发展的一个有力原因”，“吾国所谓学者，往往有拾人牙慧、矫枉过正的毛病。他们一旦看见了一个新名词，往往不肯加一番研究的功夫，就满口应用起来。青年学生亦就盲从实行起来。那晓得所得的结果往往同那个新名词的本意相去万里”。为此，在官方教育机构主控下曾先后出现医学名词审查会、科学名词审查会等专门机构[]，负责审查科学名词或制定统一的翻译标准问题。然学者对这些官方机构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质疑。1920年就有学者曾对医学名词审查会提出质疑，“今教育部不问其人中西文字之程度如何，专门科学之程度如何，而贸然委以审查一切科学名词之任，征求既未普遍，审查且未精详，而教育部又无考复臧否之能力”。1925年，以陈方之为首的十余位学艺同人联名发表《对于教育部审定医学名词第一卷质疑》一文，指出教育部所审定医学名词1182个中差误就有180处，“这个审定本太不成样子”，认为这是“侮辱国家的体面，阻碍学术的进步”，“不能不起而商榷”。同年9月22日，郑贞文致函教育总长章士钊，称“教部为划一名词计，应奖励个人或学会，使从事定名”，“藉政府之力，亦不能服学者之心”。章氏回函称“心南于科学名词利病，持说侃侃，盖是学验交至之言”，“若以政府之力，矫为一切，强令学子从之，乃学术自杀之愚计”。既然教育部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译名统一标准，学者个人开始尝试提出各自看法。其实早在1920年，郑贞文以化学译名统一问题撰有《化学定名说略》一文，提出统一化学名词的三个标准为“严、简、有体统”。梁国常亦提出有机化学译名可以采用“习惯命名”和“系统命名”两种标准。后作为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的何炳松、程瀛章就翻译外国名词也提出过看法。二者认为当时翻译事业存在“音译义译苦无标准”、“中外语音不同翻译难求适合”、“西方语音国各不同”等困难，造成中国在翻译西方专有名词时“贻误读者”现象，所以他们主张“翻译专名并非刻意随便着手”，要解决这些困难，“第一须决定音译义译之区别及标准以归一律”。当然，有学者质疑官方机构亦有学者主张依据政府或官方力量才能实现译名统一问题，如王学川以统一地理名词为名提出解决方法，即由“教育部广请专家”，或由“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联合发起一译名统一会”，抑或由“书肆报馆等合聘专家”，商定统一方法与原则，颁布全国共同遵用。
后大学院又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于1928年1月公布包括胡适、王岫庐、李煜瀛、宋春舫、曹梁厦、俞凤宾等6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且随后制定《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组织条例》、《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职员办事规则》、《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工作计划书》等相关文件，“聘请专家若干人”，目的就是“为统一各科学译名起见”。在大学院公布的计划书中，指出译名统一委员会工作范围：凡是经过前科学名词审查会审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哲学等名词，“继续承认其有效”，尚未审查者“继续加以整理审查”，“人名地名应另定办法。”这一计划书的公布，彰显出官方机构在统一翻译名词方面的继续努力与尝试。大学院虽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作为最为权威的官方机构，仍有部分学者对其公布的翻译外国名词标准问题提出质疑，如徐善祥、吴承洛于1928年7月致函大学院，对其公布的译名统一问题提出异议，而大学院则称“权度名称是否应依译名或依俗名，或另有变通之方法”，“颇难决定。”民国初期的教育部在译名统一问题上的做法很难令学者信服，追寻学术上的自由与独立，表明其文化自觉意识业已醒悟。
二、关于政府与翻译事业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注意到五四后的翻译界，因译者生活缺少保障、译著报酬低、译著出版商品化等问题，造成民国时期的翻译出现散漫、纷乱现象，“要拯救上述的病态”，必须实行“国营的翻译政策”，即翻译统制政策，由国家延揽人才设立专门翻译机构，“专负倡导与监督的责任”，同时国家要“订立整个的翻译计划”、“奖励并协助私人翻译”、“审核与评价各种译稿。”毫无疑问，这是突出政府或官方机构在翻译事业上的主导地位。
三、关于翻译方法的见解与争论
此方面，是五四后学者们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如有学者主张沿袭信达雅的，有主张“与其信而不顺，莫如顺而不信”的，还有主张直译、硬译、顺译等，翻译方法完全突破前两个时期尤其是甲午战前的那种单一、被动局面，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学者可以充分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或学术专长自由选取翻译方法并撰文展开争论，展现出其文化自觉意识的完全觉醒。如张梦麟注意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的译著和已经翻译至中国来的书籍，大致分成“理智的著述”和“感情的作品”两类，“前者越是翻译得明白浅鲜越好，越是通达流畅越可以使读者省去注意文字方面的精力，集中到内容方面去”。是故，张氏认为“直译与意译并无根本的区别”，因译者所处的语言环境不同故有“以中文将就西文”、“以西文将就中文”两种翻译态度，无论哪一种都是可取的，但“译者要暂时和该人成为一人，这样的译品是可以读的。”方芥生在1931年以《西线归来》这本书的翻译为例发表自己的看法，“本书的译者对原文完全不理解，只是将认识的单字拼在一起，然后不管一切凑成一句。”[]在方氏看来，此时的中国居然还有这样的译著问世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译著时遵循一定的标准或方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