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是在怎样的语境中将真诚恻怛提至本体高度的，他借此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聂豹在给阳明的信中表示，自己在孝亲和从兄的具体实践中做致良知的工夫，并且感受到唯有这样做工夫，才能有所遵循。阳明一方面肯定了聂豹用功之真切笃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其说仅可用以自修，而不可用以教人。亦即阳明认为聂豹所说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原因就在于其说只把握了枝节，而未把握本体。如前所引，本体只是一个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有了这个本体，便自能发出孝亲、从兄等行为，所以重要的是依靠本体以做工夫，而不是将目光聚焦在由其发出的具体行为上以寻找动力。他说：“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在阳明看来，本就不必辗转于孝亲、从兄或事君等具体枝节、细目之间以寻找做工夫的动力，因为那样做无非是遗忘了良知本体自是真诚恻怛，自是可以发出孝亲、从兄和事君之类行为的根源性存在的表现。由上可见，阳明提出真诚恻怛并将其称为本体，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本体的普遍有效性，强调工夫应该紧扣本体来做，才是富有力量的。
阳明强调将关注点从孝亲、从兄之类具体实践提升到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层面，是否就意味着对特殊性的忽视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本体不仅提供了做工夫的动力，还提供了在不同情境中可以遵循的准则，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 提供适应具体情境的准则，意味着真诚恻怛之本体的动力能自我限定和调节，从而避免在实践中出现过与不及的偏差。这一点在工夫修养达到较高境界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因本体受蔽而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阳明说的“增减”和“假借”等因素对本体发用的干扰。此点且不深论，重要的是，既然真诚恻怛本体的动力之自我限定与调节，表现为适应具体情境的准则，那么，就可以说准则内在于本体的动力之中，而非另有来源。换个角度来说，良知的普遍性必然表现在具体性、特殊性之中。其普遍性不是抽象普遍性，而是具体普遍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阳明是为了强调本体在做工夫中的重要性，才提及真诚恻怛，并认为真诚恻怛便是本体，蕴含了做工夫所需要的动力及其准则。虽然仅是针对聂豹的问题而发，但若考察阳明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就会发现真诚恻怛在阳明良知伦理学中具有通盘性的意义。为说明这一点，就有必要从阻碍工夫得以完成的私欲，及其引发的知而不行等各种问题说起。前述“假借”和“增减”，实际上也不出阳明所说私欲的范围。只有充分理解私欲问题是阳明始终如一的问题关切，才能真正理解他提出真诚恻怛并将其提到本体高度的目的，也才能真正理解真诚恻怛对做工夫究竟有何作用。就结论而言，他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出良知本体中蕴含的足以克服私欲，而使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真诚恻怛对做工夫的作用在于，其所指向的一体之仁，规定了本体的至善性质，并提供了化知为行、为善去恶的动力，从而保证了工夫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