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晴雨表
改革开放后，我国意识形态管理相对宽松，样板戏之流不再为大众接受。1983年的春晚被视为文艺界的一缕春风，区别于以往单一、刻板的风格，第一次采用现场直播、节目主持人、场内互动，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元化，气氛轻松活泼；1990年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席春晚现场，体现出对这一“全民文化仪式”的高度重视。三十多年来，春晚舞台生命力不断勃发，文艺精英、流行歌手、影视明星、草根红人、社会各界、国际友人身影穿梭，已然开放成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从文艺依附于政治到文艺形式多元化，从集体意识到经济意识的崛起，从阶级斗争话语演进到后现代社会个性与社会发展的浑然天成，春晚成为写实社会改革进程的一面镜子，见证了中国的每一步成长。
2、强烈的意识形态修辞
春晚不仅仅是一台综艺节目，更是一种政治文化仪典，强调“公共话语意义”。春晚主题恢宏大气，从国家大事到家风家训，都被艺术地呈现在舞台上，发挥着弘扬民族文化，沟通民族情感、传播中华文化、展示大国形象的意识形态修辞作用。正如刘长乐所言：“在我的心中春晚早已不仅是一台年三十的大餐，而是一种依赖、一种寄托……是和全世界华人同呼吸共命运，和亲人（无论你在何方）享受这温暖热烈祥和欢快，心与心紧紧交融一起的时刻！是我们团圆完美无缺的家的盛宴。”。第29届春晚导演马东曾明确指出：“春晚是一个强大的人工仪式，且这种仪式感的塑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诉求。在这里，“仪式”、“神圣性”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３、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向
春晚有着永恒不变的主题，但也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开放精神。春晚始创之初，更像是一场联欢会，体制内演员表现居多，节目取材也多来自精英文学；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更多的娱乐明星走进春晚。尤其自2002年开始，网络“草根”文化代言人如雪村、杨臣刚、庞龙、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的出现，春晚也成为流行的“造梦工场”。央视适出推出《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综艺节目，焕发出与大众文化同命脉的文艺色彩。
4、从“封闭式场域”向“补偿性开放式场域”转向
进入“后互联网时代”，受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对于春晚的参与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智能手机打破以往全民收视的“封闭式场域”，更多的人在看手机、刷微博、抢红包等新媒介形式的介入下完成了对春晚仪式的沿袭；“网络吐槽”、“网络春晚”对春晚公共文化空间的“话语颠覆”和“秩序重建”也成为后网络时代一种全新的媒介生态。正如莱文森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所言，新旧媒介之间存在“补偿性”关系，“任何一种后起媒介相对于己有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是对之前的某种媒介或媒介某种不足的功能补偿”。互动式媒体对春晚的介入是电视受众参与性要求下必然发生的补偿机制，这既是春晚的仪式危机，也是机遇。全媒体时代的春晚更像一个电视文本，受众在文本理解与评价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