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新”组织党建的动力可来自于政府，也可发端于组织内部，还可能源自社会。围绕以上三种取向，学界就“如何开展‘两新’组织党建”这一命题所做的探讨可归纳为外生嵌入型三种模式。
第一，外生嵌入型党建。孙柏瑛认为，执政党可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方法策略，将“两新”组织和新阶层人士吸纳到既有体制之中，通过政党在社会中的“再嵌入”实现对新型组织和社会空间的领导。输送党务工作者是政权力量在实践中应对“两新”组织党建困境的重要举措。上海嘉定区在“两新”组织中推行“一岗双职”，即从机关选派政治指导员，兼管经济工作和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北京CBD党工委则以发放津贴补助、转接组织关系为保障，由表现突出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派驻企业开展党建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两新”党建被列入地方党委考核指标增强了执政党外部嵌入的动力，推进了“两新”党建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两新”党组织对体制力量的依赖。刘冀瑗认为地方党委要进一步落实领导责任制，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成果列为地方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同志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连云港各级党委同各单位签订党建责任书，将“基层党组织支持和参与‘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列入责任书中，从制度设计上确保“两新”党建工作的实际落地。聂志刚在对深圳市福田区“两新”党建的考察中发现，福田区党工委将“两新”党建工作绩效评定等级与“书记补贴”挂钩，以此调动其党建主业意识。
第二，内生驱动型党建。赵刚印认为，实现“两新”组织的党建全覆盖是以体内党建为主、体外党建为辅，实现组织对活动密集发生场所、人群密集点的覆盖是“两新”党建的发力指向所在。李少斐则强调要从党员教育这一源头固本培元，由此实现“两新”党组织和党的层级组织体系之间的有效接洽。唐睿通过对浦东新区的调查, 提出“两新”党建应围绕组织目标、发展过程、成员利益三个层次的弥合展开，以共同利益推动点为中介将党组织的扩展和“两新”组织的发展联系起来。
第三，联管共建型党建。陈鹏键认为，党组织的设置格局是与城乡空间布局的功能化相适应的。连接着大量“两新”组织的行业协会现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和特殊变量，故而应将行业党组织视为“两新”党建的基点。冯晓敏等认为，若要实现基层党建对各领域的有效覆盖，组织设置应由单位条线转向楼宇和社区，建立布点划片、就近挂靠的组织覆盖架构。赵刚印认为，党建动力机制更强调以“公转”带动“自转”。“公转”主体指的是区域、行业等类型党组织，并对“公转带自转”与传统模式做了明确界定：党建动力源自社会领域而非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