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部书分类之中，小学、礼、乐都是附属于经部而存在的。礼、乐本属于儒家六经，在分类时自然归到经部文献之中。小学依附于经书存在，同样划分在经部文献之中。郑樵在《艺文略》中将原本属于经类的礼、乐、小学三类抽离出来，单独作为三个一级类目，与宋代“疑经”与“尊经”思想密不可分。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经学著作多达1300多部，在整个宋代的书籍总数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宋代经学发展繁荣，成果众多。所以《通志·艺文略》仍然将经部列于第一位，符合学术发展的特点。柳诒徵曾提到：“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宋代是科技与文化均得到大发展的时代。受唐代中期韩愈等人的疑经思潮影响，宋人开始追求对经典本身的研究，而非听从经文解释；更注重自身的理解，而非字词章句名物训诂的解释。宋人对于经学的解释更加倾向于文本研究，注重经书本身的真实性。在传统的目录分类中，乐类一向是附属于经部之中。《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是孔子治六经最早的记载，而后经部文献抑或是六艺类均是指代此六类书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量的儒家经典被焚毁。虽然西汉重出了《尚书》类等儒家典籍，但是《乐》类书籍已经亡佚。因此，尚存于世的经书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类，《乐》已经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经书。之所以将《乐》类划分为一级类目，一方面是由于《乐》经在亡佚之前属于经书的范围，虽然后来亡佚，但仍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脉络。郑樵在《通志》中将乐类分为十一家，按照种类来看，《乐》类书籍发展全面而均衡，按照学科发展来看，自是可以单独成为一类。而且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乐类所含的书籍早就已经脱离原本乐经的内容，而是转向世俗化，难以被继续称为经。
《礼》类书籍原来就属于六经之一，而且并未失传。《礼》类被分离出来与宋代的经学新特点有关。我国的经学一向都有汉学和宋学之分。汉学指的是唐代包括唐代以前主要以字词章句、名物训诂来解释传统经典的解经方式，而宋学则是指自宋代开始的注重对经典本身义理的理解，即理学。而宋代开始的理学的兴起，又为宋代的礼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通过自身对儒家经典的经义的自身理解，宋人开始重视自身人格的修养以及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理学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行为的约束性在不断地加强。而“礼”本身就具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礼仪形式两层含义。因为经学的不断发展，宋代的三礼之学发展也十分繁荣，带动了宋代整个礼学的发展，礼学成为当时的宋代社会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内容。郑樵将礼单独划分成为一级类目，与宋代的整个学术环境密不可分。
小学类书籍从经书中分离出来，同样是因为小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书，而是起一个辅助意义。宋代的小学虽然并不是十分之发达，但是也有其独特之处。虽然宋代兴起的宋学重视义理的考辩，不同于汉学的重视名物训诂字词章句，但同样需要依靠小学类书籍进行学术研究。又因为小学类书籍不管是放在经史子集之中哪一部分都无法十分恰当的归类，所以郑樵将其单独列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