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仔难”或“噶玛兰”一词，是今宜兰平原地区原住民语“平地”的音译，很早就出现在了西方人的书写中。公元1626年，西班牙人以贸易传教的目的进占北台湾的基隆，1634年其势力逐渐扩展至今宜兰兰阳平原，将其命名为Cabaran的传教省区；西班牙传教士Esquivel遗留下了关于噶玛兰最早的文字记载：1632年在Cabaran约有四十个以上的社、总数约一万的人口。[刘璧榛：《生态复苏与社会再生产的性别政治：噶玛兰女人血的象征实践分析》，《台湾人类学刊》4（1）,2006年。]1642年荷兰人攻克基隆后，文献记录1644年东印度公司派队长彭恩率军前往噶玛兰征讨当地不愿归顺的住民后，正式将噶玛兰原住民置于其治下，由北台湾淡水、鸡笼住地官员管辖。在1647到1650年东印度公司还分别对噶玛兰地区共计39个村落进行了户口调查。1670年的《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引用了可能在1650年代末访台的水手莱特的记载： 福尔摩斯岛（台湾）没有一个统治者，“平地分成十一个区或邦，各有其首领。……第二个区，或邦国，我们荷兰人称之为蛤仔难湾，包括七十二个村社，村村各自治理，相互结盟。”从纪录来看，蛤仔难或噶玛兰指的是地域的名称且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已经和噶玛兰地区及当地人群发生了联系，但由于接触时间短且是间接治理，因此并未有深入的了解和记录。
清王朝收复台湾后，经略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东海岸地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视为“化外之地”，但清代文献很早就有关于噶玛兰的记录。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担任首任巡台御史的黄叔璥所撰《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中即记载康熙壬寅（1722年），漳州把总朱文炳带卒更戍船，在鹿耳门外为风飘至蛤仔难，船破登岸与当地原住民接触的情景。乾隆五年起分巡台湾道刘良璧重修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五《坊里》“附番社”也有“蛤仔难三十六社，皆山后生番”的记录。此后如蓝玉霖《鹿洲集》、《诸罗县志》等也有提及噶玛兰，但真正对噶玛兰有较全面的认识则是起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噶玛兰设厅，其地名正式由蛤仔难改为噶玛兰。其中重要的文献有《东槎纪略》、《噶玛兰厅志》以及《噶玛兰志略》。
道光元年（1821年），时任噶玛兰通判的姚莹遍访耆老后写成《东槎纪略》，记录了汉人入兰以及在噶玛兰设治的过程，也介绍了噶玛兰原住民的基本情况，是清朝时期关于噶玛兰地区历史社会的最重要的记录。
噶玛兰之入图籍也，其议倡自淡水同知徐梦麟。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既平，徐署府事，乃为台湾府杨廷理言吴沙可信用及蛤仔难生番易于招抚，杨议上之。噶玛兰，本名蛤仔难，在淡水东北三貂、鸡笼大山之后社番地也。……其始番居，不知开辟，杂处深林水窟之中，捕鱼打鹿而已。康熙中，即有汉人与通市易。（嘉庆）十五年，总督方惟甸过台治之，既定，乃谋此事。至艋舺，有蛤仔难番土目包阿里率噶里阿完（加礼宛）等社番迎见，呈送户口清册，遵制雉发，请入版图，并请设立通事，以免熟番侵凌。……惟甸大悦。生番各予奖赏，传民番面询其状。乃覆奏曰：“淡水玉山之后，地名噶玛兰，系番语，闽音不正，讹为蛤仔难。……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余丁，归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余丁。”从以上纪录可以看出，对于噶玛兰的原住民，清代地方志文献依据观察距离、与政府关系的远近以及原住民的生活空间的不同主要有一下几种分类：
首先，依据与政府关系的远近，是否纳入王化而将噶玛兰的原住民称为“生番”进而“化番”再到“熟番”。在汉人的观念中，天下由华夏和四夷组成。文明水平最高的华夏居中，四方则分布着文化低下的蛮夷。华夷之间的距离即表现为远古对当下、边缘对中心的时空距离，但这种距离并非绝对，通过教化，蛮夷可以变为华夏，同时边缘也成为了中心。这种文化主义的分类方法被视为一种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体现在了清朝人对台湾原住民的分类上。《番俗近古说》：“夫输饷之社，归化番也。不输饷之社，野番也。”《台湾番社纪略》：“界内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归化，或未归化，皆生番也。……所谓归化，特输纳耳；”代表文明的汉人和野蛮落后的生番分别处于时间的两端，其间存在着熟番、归化番的分类，且不同的人群随着教化日深，自然形成一个由生番至化番再至熟番进而成为民人的一个时间上的连续统，伴随着时间的同一空间也相应地从异质转化为同一。因此纳入王朝统治之前的噶玛兰原住民被称为“蛤仔难生番”，而当纳入王化之后他们则成为了“归化生番”进而到“化番”，仅仅设治10多年后陈淑均编志时他们已经被视为“熟番”。
其次，汉人还根据其所处空间的地理特征称其为平埔番，有时又根据其生计方式称其土番。道光十二年（1832年）陈淑均编《噶玛兰厅志》时记录：“兰番居处，在内山者，好居高竣，以瞭望防守。在近港者，原聚平地，以耕种渔猎。故兰之化番，或谓之平埔番，以其皆处于平地也。”1835至1837年左右柯培元在《噶玛兰厅志》基础上编《噶玛兰志略》，又有补充：“兰地三十六社化番独散处于港之左右，以渔海营生，故俗又谓之平埔番，实以其居于荒埔平旷之地，为土番而非野番也。”相比熟番，平埔番的称呼延续时间更长也更为普遍。1871至1901年在东台湾传教的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指出：汉人称全岛的原住民为番人，依后者所住之处是平野或高山、反抗或顺从中国风俗的程度而予以分类。在东海岸的大平原中有些番人承认汉人的优势，服从汉人的信仰方式，汉人称他们为平埔番。从日本殖民时期伊能嘉矩对噶玛兰人抵美社头目振金声的调查来看，根据居住空间的不同进行分类实际上也是原住民的分类原则。“宜兰这个地方，当时的地名叫做蛤仔难（Kavanan）。”我们这一族来到宜兰地方时，“常常和先住的另一族发生纷争，最后两族开战了，幸而我们这一族打胜仗，占领了平地，而先住的另一族，就退到山中居住，因此我们这一族叫做Kuvarawan，意思是平地人；而退居于山中的先住者，就叫着Pusoram，是山地人的意思。”可见对于原住民来说，噶玛兰是对今宜兰平原地区的指称，是平地的意思，而居住在此平地中的人也称“噶玛兰”。
再有，汉人还根据其不同的观察距离下原住民分布空间进行分类。在噶玛兰地区之外或者要对噶玛兰地区的原住民进行总体介绍时即称之为噶玛兰番。《东槎纪略》与《噶玛兰厅志》中都有噶玛兰番的说法，意即噶玛兰地区的番人，是一个空间位置上的泛称；当进入到噶玛兰地区后，汉人又根据原住民分布的方位又将其分为东势和西势两部分：西势社番，在浊水大溪之北；自溪北至乌石港，凡二十社。东势社番，在浊水大溪以南；自溪南至苏澳，凡十六社。[姚莹：《东槎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第80页。]东势和西势是福佬人指称地理空间的用语，同时也体现出了原住民内部的空间关系。进而，还又根据番社名称来称呼原住民，例如陈淑均编《噶玛兰厅志》在“番情”中即记载：“熟番，自嘉庆十五年总督方惟甸过台，行至艋舺，即有噶玛兰番头目包阿里等，带领加礼远等社番，叩送户口清册。”而从目前台湾学界的讨论来看，地域性蕴含强烈的“社”或“部落”才是此时期原住民人群区隔划分有意义的基本实体。人们以具有地理特性的社名自称，例如住在Tamaen（多盐）社的人，就叫打马烟人，住加礼宛（沙宛）的人就叫加礼宛人。其认同即社会生活的主要单位都是以所居住的社为主，而并非今日常用的族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噶玛兰平原上加礼宛社的人群迁徙到花莲以后，仍然沿用了社的名称，自称为加礼宛人而非噶玛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