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末期。工业产值占GDP比重持续降低，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持续提升；城镇化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步退出和进出口的不确定性增加，已达到较低边际增量的阶段。GDP增速换挡，传统总量调控思维正在转变，居民部门储蓄倾向变低，传统产能过剩、创新产能不足，新兴产业发展瓶颈较多，这是当前宏观经济的大背景。
张杰（2004,2005）认为，“国有银行体系是国有企业制度的配套安排”，“有什么样的信贷需求，就有什么样的银行制度来满足”。国有银行体系所积累的丰富支持宏观经济发展的经验需要根据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情况与时俱进，而经济实践惯性的扭转需要理论给予解释和引领。
本文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对国有银行提出了三点主要要求：
一是资本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国家通过风险承诺保证国有银行负债端稳定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将“无限”的风险承诺变成了“有限”保证，国家声誉在银行的资本端体现为一个高限（r取0到1之间的值）。同时由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度快速提升、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加快，巴塞尔协议刚性影响下的国有银行拨备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对资本端通过不良贷款拨备的类财政拨款式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形成了限制。
二是资产端，工业化、城镇化接近尾声，国家的信贷需求正在发生变化，资产端的信贷需求变化对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赶超战略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提供的边际增长逐渐减少，需要国有银行承担的公共性金融产品和重工业发展边际效果递减，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发展基础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政府影响下的公共性贷款需求具有低风险的特征，易于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和政府兜底进行风险管理，但是其增量比例和边际效果越来越小。当前经济背景下，私人性贷款需求比重持续提高，然而私人性贷款的安全性对抵押品价值有着较强依赖，例如房地产贷款和股权质押贷款等，当资产价格出现波动时，私人性产品的安全边界将收窄。
三是负债端，居民储蓄意愿发生了变化，日益发展壮大的各种“宝”类产品通过货币市场显著提升了国有银行的资金成本。“无现金社会”概念风靡一时、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蓬勃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了国有银行负债端的集中度和成本。国有银行低成本动员储蓄的时代随着居民部门理财意识的觉醒渐入尾声，对国有银行成本管理和负债预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角度来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国有银行要转变过去风险处置方法的惯性影响，苦练内功、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本端、资产端、负债端波动，为市场化的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制定合理价格、支持风险匹配度适宜的融资项目。
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角度来看，随着我国GDP总额达到世界第二位，可战略追赶学习的方面逐步减少，国外可供系统性学习的技术范围收窄，一些关键性技术受到保护和封锁，这要求我国从进口型技术进步向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过渡。然而银行融资都受制于其债务型融资的本质限制，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难以匹配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领域。此前固然可以通过国有银行体系进行融资和“金融合约”的国家承诺进行追赶式融资，但由于国际参与度的限制，这种模式对后续技术进步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国有银行有规模庞大的天然优势，能够通过大数定律将单一项目的高风险转化为多个项目的中低风险，如何打通债务型融资和权益型融资的隔阂，共同获得技术创新的红利是国有银行未来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从居民资产选择行为角度来看，居民对储蓄存款的偏好发生变化，国有银行的金融剩余缩小，对国有银行造成了进一步的挑战。国有银行需要有效应对各种“宝”类产品的挑战，减小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和各类基金对其流动性风险的系统性迁移。1986-1995年间，美国发生的储贷机构危机能够为国有银行提供宝贵的经验。在该危机期间，因货币市场基金的存款吸纳能力和居民储蓄率下降，约1000家储贷机构倒闭，占储贷机构总数的1/3。美国的储贷机构的自救主要方法是，同时为其储户开立“储蓄账户”和“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二者可交换转存。由于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属于直接融资，缺乏实物交易体系支持、流动性较弱，储户十分乐于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储贷机构的流动性就此稳住，与货币市场基金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我国国有银行应当吸收美国储贷机构的经验教训，重视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趋势，充分发挥其全牌照优势，动员居民在货币市场基金中的资金，保障自身流动性稳定和负债端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