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正月十五前后，研究者前往辽宁省抚顺地区进行为期10日的满族秧歌田野研究工作。于当地，有幸结识了满族秧歌传承人周宇（1993-），艺名：“山花格格”。他善演女相男扮的角色。从小师从抚顺地区满族秧歌专家栾榕年先生，且多年来于巴俊英(艺名:风摆柳)、于海涛(艺名:美不够）、于耀利、马明路等上装艺人门下虚心受教。周宇艺人的表演风格“顾盼生辉、大摆大浪、风情无限”。其善用:大摆腰，甩背，夹膀子，颠颤，挑胯等上装表演动作。他的步伐:美艳娇羞欲拒还迎。他的腰身上:捻转摇曳柳叶迎风。他的神采上:浪俏灵动泼辣魅惑。通过周宇艺人临在的女相男扮（女子动作男子用）的精湛表演。一时间，研究者无法用言语形容。只能通过满族秧歌能征善战的八旗文化背景，以诗篇加以描述：“盘旋曲折皆征容，举袖额背盖廷功。更迭而舞身易耸，百媚娇态妇女征。”周宇艺人的临在表演让研究者看到了打破生态边界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他的身体里不仅存活着民间自然传衍的乡野土气，同样具备着与职业化表演者相比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审美技艺。在短暂的表演结束后，他存蓄于研究者脑海中的并非是上装与下装搭配下的“贴、靠、倚、穿、搂、亲”这类语言文字所形容的记忆。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最佳表演状态”。换言之，“这种表演程序（score）像是一个内在正在燃烧的玻璃杯。杯子是固体，就在那儿，你可以依赖它。它包含并引导火焰的燃烧。但它不是火焰。火焰是表演的内在动作。是这火焰照亮了表演程序，也是观者透过文本所看到的。火焰是活的，一如玻璃杯里的火焰，移动、闪烁、升降、几乎熄灭、忽而炽热地发光，回应着风的每一个呼吸。”近而言之，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最佳表演状态为何物？或许通过葛罗托夫斯基的身体行动方法（MPA）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耶日·葛罗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1933年8月生于波兰，1999年1月卒于意大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葛罗托夫斯基（以下简称葛氏）凭借着“贫穷剧场”的理论与实践轰动了欧美前卫剧场界，奠定了二十世纪四大戏剧家之一的崇高地位。更令剧场震撼的消息是：1968年导演完《启示录变相》一剧之后，葛氏终生不再编导任何作品，转而以表演（MPA：身体行动）来追索生命创作、升华的可能管道。MPA（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译称之为“身体行动方法”，这种身体创作方法出自于斯坦尼拉夫斯基（KonstantinStanislavski，1863-1938），后经葛氏提炼整合而成。据钟明德（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博士生导师，纽约大学博士）所述：MPA可分为两种；狭义的MPA：表演者（performer）籍由一套学来的或自行建构的表演程序之适当的执行而进入最佳表演状态的方法；广义的MPA：做者（performer）籍由一套身体行动程序之适当的执行而产生有机性或觉性的方法。简单的说，MPA可以定义为：演员透过自行建构或学来的一个表演程序之适当执行，来让自己进入最佳表演的状态的创作方法。有关中国民族民间舞，MPA（身体行动方法）到底与这一舞种有何种的内在联系？职业化舞者又如何能进入民间艺人那精湛的、民间化的最佳表演状态？这正是当下研究者要阐述的议题；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晦涩难辨的概念。晦涩在于其包容着多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与生态现象。难辨在于表演者不仅存于自然繁衍的各民间、地域层级，同样存活于学院派的民族民间舞课堂与舞台、剧场之中。早期吕艺生教授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有过“两类三层”的分类；资华筠教授通过生态学的视域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提出了“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的区分：后继朴永光教授又做出了“原生形态民间舞蹈”“再生态民间舞蹈”“创生态民间舞蹈”“衍生态民间舞蹈”和“作品形态民间舞蹈”的进一步的细分 。三位著名学者对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学术贡献功不可没。虽然，吕艺生教授的“两类三层”学说，前两层略显范围固定，后三层略有叠加。但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归纳总结了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体的生存递进、各司其美的法则。要想厘清这套递进法则是否合理？首先要从它的源头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教材建构的倒悬之危时，北京舞蹈学院许淑英教授提出了“采蜜之后提炼凝乳”的做法，也就是于全国各高校广为传授的民间舞教学方法——元素教学法”。
就该方法的核心思想而言，“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民间艺人所呈现的表演形式。也是由此进行分解、化合、提纯寻找力的根源，抓住带动它动作起因的根元素”。试问民间艺人身体里“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又是什么？有些学者认为那是精神文化、艺人风格等。但本人认为，它或许是MPA（身体行动方法）中探讨的关键因素意志（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