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凝聚共识的继承性，作为凝聚共识的历史依据
之所以更具有继承性，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实践中，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能否凝聚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活动成败的关键。习近平从中国历史实践的角度，给我们讲述了一系列“中国故事”，从历史的角度为凝聚共识提供依据，论述了凝聚共识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习近平指出：“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是有改革观念的一个人。清代末年，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大局变革势在必行，各种观点沸沸扬扬，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搞得莫衷一是，张之洞感叹道：‘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说的就是因把握不好守成和变革的分寸形成共识之难。”习近平从反面论证凝聚共识的必要性，为我们提供一定的警示作用。凝聚改革共识如此重要，对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下，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少走弯路。新中国前如此，新中国后的伟大实践，也为我们凝聚共识积累了宝贵经验。 “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求同存异”、“改革共识”所带来的成功经验，无不在激励新时代的我们，毫不畏惧地凝聚共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所以凝聚共识是踩在前人的肩膀提出来的，拥有这样强大的历史背景，我们更应该坚定不移，最大程度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二）从哲学的维度阐释来凝聚共识的科学性，作为凝聚共识的哲学依据
凝聚共识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是不仅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土壤，还吸收中国哲学之精华，作为新时代凝聚共识的养分；更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方面对 “和而不同”、“阴阳合而益和”、“相反相资”、“质本相违，义常兼济”、“致同全在审异”、“于不同之中，得大同之道”、“私独之言难信”、“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见所能尽”、“同异纷纭，实至当之”等中国哲学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为凝聚共识提供思想源泉，也是凝聚共识的哲学依据，论证凝聚共识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它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认识——实践”为我们揭示了认识的规律，崇尚凝聚科学“共识”。我们要立足于新时代实践土壤，凝聚科学共识，并将凝聚的共识形成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统一存在于差异之中。凡是有各种个性存在的地方，总有某种共性存在；凡是存在着各种差异的地方，也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统一性。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明确了整体力量往往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要强调部分“个体认识”的作用，也要强调整体“共识”的力量。质量互变原理启示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共识，要在量变的基础上凝聚新的共识，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可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除此之外，它还植根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并在客观实际中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要尊重和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形成共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理解和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现实、未来的重要作用。
（三）从现实的维度来论述凝聚共识的实践性，作为凝聚共识的现实依据
凝聚共识的现实维度，体现了文化自信的实践性，即实践价值。“理论在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一方面，凝聚共识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与发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凝聚共识很重要，没有广泛共识，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毕竟在多样化的现代生活中，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意味着除了是独立的自然人，更根本的还是一个“社会人”，在个人事情之外，每个人更多的是面临集体性社会性的事业，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共同的理想追求，我们必须将大家拧成一股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才能强有力得推动改革和发展事业的向前迈进。另一方面，凝聚共识为党的领导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的先进性，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群众基础。除此之外，凝聚共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非常突出的主题，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明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要求。它的现实价值不容小觑，只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更加关注，用已有的科学理论深入探究其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