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裘力斯·恺撒》中的悲剧范式解读

摘  要：古典希腊悲剧宣扬‘命运说’，认为命运压到英雄。本文以谋杀恺撒为切入点，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论’、黑格尔的‘冲突论’以及布拉德雷等有关悲剧和悲剧人物范式的相关论述，对《裘力斯·恺撒》中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剖析，认为恺撒和谋杀者勃鲁特斯的遭遇与其自身的性格无不存在关联性，他们的性格演变和发展是自身悲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悲剧的诱因皆出于他们性格的缺陷，故《裘》剧堪称是“性格悲剧”的典范，剧中确立的悲剧模式揭开了莎士比亚悲剧的面纱。

关键词：谋杀；性格；悲剧；冲突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在论及莎士比亚悲剧与传统悲剧的关系时，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斯塔尔夫人说：“希腊人相信像霹雷一样惊天动地、颠倒乾坤的宿命论。而近代的人，特别是莎士比亚，却找到了人类激情在哲学必然性上的最深刻的根源”。1古希腊人认为苦难是由于命运造成的，因此许多人用命运来解释悲剧，尤其是希腊悲剧经常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为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或者是神的旨意。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布拉德雷说过：“如果悲剧不是一种痛苦的神秘，那它就不成其为悲剧。”2 歌德也曾指出：“古代的悲剧是以一种不可避免的天命为基础的，抵御它的愿望只是使它更严酷，更快速地来临。……由于莎士比亚以一种极巧妙的方式把古与今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剧中愿望与天命竭力想使自己达成平衡；二者进行强烈的斗争，可是在斗争中，愿望总是处于劣势。也许没有人比他更瑰丽地描绘了愿望与天命二者之间在个人性格中的伟大的初次的交织”。3

2．《裘》剧对于传统悲剧理论的提升

亚里士多德倡导悲剧“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并可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对于悲剧里的人物应具备的资格和条件，他在《诗学》中作了详细表述，提出了悲剧人物‘过失论’或‘见事不明论’⑤范式。亚氏的悲剧人物范式源于他对于“悲剧人格”的理解。在第二章中他说道：悲剧摹仿“好人”、“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4这里提到的“好人”是有限度的，主人公应是“不十分善良”的人，不应是好到极点的人。当然更不是指‘极恶的人’，因为一个极恶的人与我们不相似，我们不认为我们也会象他那样遭受厄运，不致为自己会遭受他那种厄运而发生恐惧之情，而是指‘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的人与‘与我们相似’4的受难者。##end##

在《裘》剧中，莎士比亚从人物自身寻找悲剧根源，揭示了造成悲剧的内在因素。布拉德雷说过“把主人公看成简直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摧毁的人，这对于莎士比亚是全然格格不入的；认为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缺点的行为促进了主人公的灭亡，这对于莎士比亚也是全然背道而驰的。”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可以说在于“由性格产生的行动……。苦难和灾祸不可避免地是来自人们的各种行为，而这些行为的主要源泉是性格。”3可见，莎士比亚的悲剧理念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悲剧论断一脉相承，又进一步突出表现了人物的内心矛盾，将悲剧原因深化为人物自身的性格冲突。

布拉德雷在《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中指出：“一出莎士比亚悲剧可以叫做一个把身居高位的人引向死亡的异乎寻常的灾难的故事”。3就是这个“异乎寻常”，足以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恐惧和悲伤。剧中的冲突不再是人与命运的抗衡，而是人与人的冲突；不单单是人与外界的冲突，更多的是对于灵魂深处人性的折射。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的悲剧是人的悲剧，其发展和前进是有无数个性格选择来推动的，选择的不可避免正如痛苦的不可避免，因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其选择带来的痛苦也皆是由人来承担的。剧中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再现了恺撒和勃鲁特斯这些历史人物在危难时刻的性格取向与命运抉择。正如剧中凯歇斯对勃鲁特斯说的那样“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特斯，那错处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裘》剧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期具有典型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它的问世标志着莎士比亚在戏剧体裁创作方面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即由前期喜剧写作转为后期悲剧创作。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主题、模式和手法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以适用新的题材表现形式。该剧是莎士比亚根据《希腊罗马名人传》改编而成的历史悲剧。剧中莎翁将政治谋杀事件深化成复杂的性格悲剧，显示出更深刻的人性思考的容量。作为试验剧本，《裘》剧不但照出了那个时代，也照出了人性。该剧之所以能够从一般的历史剧深化为历史悲剧归功于莎士比亚对于恺撒悲惨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是对于谋杀者勃鲁特斯的成功塑造。通过论述这些人物的性格演变与其自身命运的内在关系，本文探究了他们悲剧的原由和实质，凸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对于人性的渴望。正如莎学专家阿尼克斯特在评论此剧时曾指出的：“《裘力斯·恺撒》揭开了莎士比亚悲剧创作时期的序幕……在罗马人的脸谱下隐藏着莎士比亚时代人们的真相”。6

3. 性格成就命运——《裘》剧中的悲剧人物解析

3.1恺撒——‘过失论’中的悲剧人物

“在莎士比亚看来，悲剧总是与身居高位的人有关。”3这样容易造成举国颠覆、震撼人心的后果，从而产生崇高的美学效果。恺撒粗犷的气质、勇武盖世的英雄气概与仁慈和厚的情怀使他成为莎士比亚笔下最典型的颇具人格魅力的悲剧英雄。

哲学家弗洛姆认为：“气质与性格共同组成了人的人格。人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全部心理特征，也是人成为独一无二之个体的特征”。7恺撒出身于古罗马最高贵的裘力斯家族。罗马帝国时期独特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培养了恺撒“言必行，行必果”的品质。评论家认为恺撒具有权威、仁爱和诚信三种罗马人的性格。撒路斯提乌斯在《提林阴谋》中指出恺撒是位“功业非凡的人物”，但这一荣誉并非来自他政治上的超凡才能，而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诸如“仁慈而慷慨”、“温和而富有同情心”、以及“宽宏大度”8等等。他在剧中出场不多，但公正无私的人物性格得到了充分展现，如第三幕在圣殿前，阿特米多勒斯把警示恺撒的请愿书递了上去并且说：“恺撒先读我的，因为我的请愿是跟恺撒很有关系的”。恺撒答道：“有关我自己的事情，应当放在末了办”；接下来，当麦泰勒斯卑言屈膝地为其流放的兄弟求情时，恺撒给予严词拒绝，“这种打躬作揖的玩意儿，也许可以煽动平常人的心，使那已经决定的宣判变成儿戏的法律。可是你不要痴心，以为恺撒也有那样卑劣的血液…”；尤为可贵的是恺撒能够体恤民情，实行仁政于民，甚至于在其遗嘱中还不忘惠泽苍生。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角自身的过失造成的，而不是什么传统的命运和因果报应。正是主人公——“比今天的人好的人”性格上有缺陷才引发了悲剧，才可以使善良的观众对主角的苦难感同身受，取得教训。恺撒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有致命的性格弱点。综观《裘》剧始终，如果说恺撒需要对自己的死负责的话，那要归结于他那高贵的英雄气质和高傲的个人性格。高贵的出身，官场的纷争，种种不利因素，使他始终是孤立的。尤其是恺撒性格刚愎、自负和高傲。当种种迹象预示其厄运将至时，恺撒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对于妻子的阻劝，他说道：“神明显示这样的奇迹，是要叫怯懦的人知道惭愧，恺撒要是今天为了恐惧而躲在家里，他就是一头没有心的牲畜。”正是恺撒这些性格上的缺陷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注定了他与丑恶同归于尽的悲惨命运。

恺撒的被杀是“历史上的大悲剧之一。”9英美莎学界也认为“勃鲁特斯的刺杀行为是不人道的，因为莎士比亚所受的传统教育中包含着这样的观点——恺撒是历史大变动时期所产生的最高贵的人物。”⑩

3.2 勃鲁特斯——性格悖论中的悲剧人物

弗莱认为莎士比亚悲剧里面的人物性格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裘》剧也不例外，剧中展现了一幅广阔的悲剧画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生活贫民百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剧中婆娑起舞，而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每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悲剧。有一种传统观点将勃鲁特斯奉为悲剧的主角，因为他至少满足亚氏理论的前两个要素。首先他出身显贵，祖先是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本人也是罗马的执政官；其次，勃鲁特斯最终战败，走投无路后自杀身亡。学者约翰·帕尔默认为勃鲁特斯是一名“道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他之所以参与谋杀恺撒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弃私情挥戈除暴”。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剧中连勃鲁特斯本人也认为杀掉恺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是“我们应当把他当作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事实上，促成勃鲁特斯走向谋杀之路的力量不是来自外界，而恰恰是他自身性格缺陷和心灵冲突造成的。

勃鲁特斯的悲剧模式从黑格尔的‘冲突论’中找到了理论印证。黑格尔以精神理念为本源，认为根本冲突应来自心灵本身，真正理想的悲剧性冲突即是由心灵本身的分裂引起的冲突，自己设置自己的对立面，再通过对这个对立面的否定，进而达到否定之否定， 即统一。理想的冲突应是“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组成的。”⑫心灵的冲突是悲剧的最高冲突，其实质就是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而悲剧人物就是伦理实体的负载者。莎学家阿尼克斯特说过：“他（黑格尔）的可贵处在于，他揭示出人的心灵的复杂辩证法，揭示出一切使生活变为悲剧的东西是如何在心灵里表现出来的。”6

勃鲁特斯的悲剧源于他性格中的悖论。首先，违背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勃鲁特斯原本宽厚仁慈，书卷气十足，言语举止无不透出贵族气质。他本该道德至上，能够抑制欲望而不受环境左右。然而随着恺撒影响的扩大，勃鲁特斯感受到了威胁。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已无法保持惯有的冷静和与世无争的心态，为前途而忧心忡忡，以至于最终为凯歇斯所蛊惑。

其次，勃鲁特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而杀人。他与恺撒感情笃厚。由于惧怕恺撒称王，他以“有罪推定”的形式谋杀了恺撒。这种抉择是痛苦的，恺撒死后他夜不能寐。在腓利比一役中，他看到了恺撒的鬼魂。黑格尔说过“莎士比亚悲剧暗合了奥古斯丁的一句格言：人类的心灵在上帝的怀抱中安息之前，是不会得到安宁的”。⑬莎翁的悲剧之所以富有代表性，关键在于他对人的内心矛盾、精神痛苦的充分揭示。“莎士比亚是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人类所能设想的两种最有悲剧性的处境，都是首先由莎士比亚描写的，这就是由痛苦而引起的疯狂和遭遇不幸时的孤独。”3

勃鲁特斯悲剧的美学价值是在他犯罪过程中那种分裂的、矛盾的、不安的心灵中，是在他与这种痛苦的精神搏斗中。追根溯源系他的性格所致，他自负傲慢和喜听谗言，过于理想化而又不喑政治，再加上他忽视民众的力量，对军事更是知之甚少。勃鲁特斯的性格缺陷使得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恺撒的影子，酿成了自身和社会的双重悲剧。

勃鲁特斯的悲剧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后期由于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所导致的人的无节制的种种激情和欲望。他的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⑭

4.结束语

莎士比亚把戏剧看作“时代的缩影”，包罗人间万象，更映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人性的脆弱。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非上帝是他渺小和坠毁的原因。但是他能把人类的种种可能性推展到极限，并会明知故干地被它们所摧毁——这正是他的伟大之所在。”⑮莎士比亚自己也讲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⑯他的悲剧人物面对剧中揭示的真实时，通过战栗和痛苦把自大、轻狂、虚荣、麻木等淤积的‘情垢’荡涤一净，洗出本真的我，赤裸裸地承受真实。

在莎翁笔下，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戏剧中悲剧人物的毁灭，昭示了人作为精神存在的意义。他的悲剧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现实主义最高峰，对人性的剖析出神入化，刻画的人物有血有肉，心灵有善有恶，命运有喜有悲，不多的笔墨给读者带来的却是无限的思索。他悲剧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人物内部矛盾的心理冲突更是悲剧命运的基础和前提，他们性格的演变和发展则推动了悲剧的产生。

《裘》剧中对于悲剧理论的尝试，特别是它确立起来的‘性格悲剧’模式在代表着莎士比亚最高成就的四大悲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使它们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精品。正如约翰逊称赞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说的：“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会冲刷其它诗人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象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⑰

注释：                                          

① 斯塔尔夫人《论莎士比亚的悲剧》，见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1981年版，第361、363页。

② 布拉德雷《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页。

③ 布拉德雷《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见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26、35、5、19页。

④ 亚力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9、39页。

⑤ 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⑥ 阿尼克斯特《莎士比亚的创作》徐克勤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369页。

⑦ 郑雪《人格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⑧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刷馆，2004年版，第425页。

⑨ 威尔·杜兰《恺撒与基督》，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⑩ 拉尔夫·霍顿《裘力斯·恺撒》，牛津克拉伦登出版，1938年版，第163页。

⑪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郑士生、冼宁、李肇星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⑫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刷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⑬ Battenhouse, Roy.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 p17.

⑭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⑮ 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⑯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8页。

⑰ 约翰生《莎士比亚戏剧集》李赋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00页。

性格与命运：《裘力斯·恺撒》中的悲剧范式解读

姜德成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Personality and Destiny, a Tragical Paradigm of Julius Caesar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gic theories of Aristotle, Hegel and others, this paper, diffe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tragedy paradigm of ‘Destiny Domination’ in ancient Greek culture,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upon the internal link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destiny of Caesar and Brutus in Julius Caesar respectively, and concludes that their tragedies are attributive to their defected personalities, which may shed new light upon the nature of Shakespeare’s great tragedies.

Key Words: murder, personality, tragedy,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