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真相的概念
结合西方语境下后真相的兴起背景，我们大概可以用四个文本时刻勾勒这一概念的话语形成。
第一：“后真相”一词在“真相已经可有可无”这个意义上使用最早可追溯到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特西奇追溯了美国政府撒谎的政治丑闻，从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到波斯湾战争，他反思到：“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却已经自主地决定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里，统治者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利用情感和立场迷惑民众，媒体也成为政府的帮凶。”在这个后真相世界里，事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是人们的感觉；即便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支撑，仍然相信自身感觉是对的。
第二：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雷夫·基斯 ( Ralph Keyes)出版了名为 《“后真相”时代》( The Post-Truth Era) 一书，表明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他指出，“后真相时代，我们不只是有真相和谎言，还存在着第三类含糊不清的陈述，这些陈述不完全是事实，只是短暂的一个谎言。可以称之为新真相（Neo-truth）、软真相（Soft truth ）、伪造的真相（Faux truth）、不重要的真相（Truth lite），在这个时代，欺骗已成为现代生活方式，欺骗他人已经成为一种挑战、游戏，甚至一种习惯。”民众不会再为说谎感到焦虑和内疚，他们已经找到各种篡改真相的理由，并以此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合理开脱。基斯在“后真相”概念所展开的主要是文化批评，以此表达了他对于真相消解和诚信淡化正在侵蚀美国文化和社会深层肌理的深深的忧虑。
第三，2010 年 4 月 1 日，博主戴维·罗伯茨 ( David Roberts) 发表了一篇博客，用 “后真相政治”( post-truth politics) 这一组合词概括了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共和党操纵民众意见、抗衡民主党的政治运作。他做出如下描述：“后真相政治是一种（公众眼中的和媒体呈现的）政治与（立法实施的）政策几乎完全脱节的政治文化。”[22]罗伯茨发现选民使用原始的启发法来评估立法提案，即选民不是先收集事实，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再根据结论形成问题立场并且选择与自己立场符合的政党；而是先根据价值观选择一个政党，采用该政党的问题立场，再剪裁和寻找支持这些立场的论据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这与理想化的启蒙观点是背道而驰。他以此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担忧。
第四：2015年，美国媒体人和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Regimes of Post-truth，Post-politics，and Attention Economies）一文中提出了“后真相制度”（regimes of post-truth）一词。真相制度是由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福柯指出每个社会皆有其真相体制，也即真相的“总体政治”，其构成是：各种接受并建造真实的话语；使人得以辨别真伪的机制和事例，以及它们获得核准的手段；在真相获取过程中衡量并赋授价值的技术和程序；还有那些承担着直言真相职责的人的社会地位[23]。Harsin（2015）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在多个社会中，从真理制度(ROT)正在向“后真理制度”(ROPT)转变，其特征是“真理市场”的激增。ROT对应于纪律社会，媒体政治、教育机构、科学言论和占主导地位的真相仲裁者之间更紧密的运作。ROPT对应于控制社会，权力利用新的“自由”参与、生产、表达(以及消费、传播、评估)，资源丰富的政治行动者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来管理社会领域的参与和表象。另外Harsin还指出“算法帮助衡量和产生社交群体，并在一种新的基于数据挖掘监控的档案中，通过预测分析来影响他们。这种监控并非集中在国家内部，而是广泛地嵌入了用于量化数字行为的代码和软件。算法作为一种引导和约束注意力的手段，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点上，然后消去所有其他的数据，将人或对象之间可能的联系转化为可操作的安全决策。
综上所述“post-truth”源于西方的政治领域，并与“时代”、和“政治”结合，用以描述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某种变化（多为负面）。汪行福（2017）从福柯对 “parrhesia”的言论中指出直言本质上讲话者是“向权力说真话”，除了需要智慧和勇气外，听众也要从众多说话者中识别和认出说真话者，并且愿意相信他说的真话。即涉及到一个社会是否存在着真相生产和传播的体制的问题[25]。而今天人们所说的真相几乎不是亲身经历的，而是通过媒体获知的。真相是否能被发现，或被认真对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是否信任报道真相的体制、机构、人员。后真相时代大众看待新闻和政治问题处于感情用事的状态，导致媒体和政客无视准则，把事实真相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真相”的出现是对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大众对精英或主流媒体的不信任，真相无法被揭露，也失去了塑造公共意见的能力。而媒介技术和权力的合谋使得真相愈发可以被“操纵”，受众更加无法辨别其真伪。
（二）大众传媒：真相的原有界定者
王洁（2013）认为新闻传媒是权力运转机制下制造作为真实话语呈现的并且具有支配力量的主流话语的巨大机器。新闻媒体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就是不休不止地“言说”，作为一种特殊产品即信息产品的生产行业，它担当的是生产具有持续性的、大规模的话语及意义的任务。新闻媒体永远处在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制造各种各样的号称真实的话语的运行中，不停地告诉人们它用探照灯凸显出来的事物以及它所关注的话题议程。如此一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日常话题就有绝大部分是由媒介提供和推出的，人们事实上是生活在由媒介一手打造的信息和话语的世界之中。按照福柯的权力一知识理论，新闻媒体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权力机制，它以生产和流通真实话语的功能维持自身的运转并以此获取特定的权力。
在大众传播阶段，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及拥有庞大而专业的组织系统。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角色关系基本上被固定下来，受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单方面接受来自传媒的信息，传受之间基本上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单向度的线性传播模式，双方的权势落差巨大。“因此大众媒体在整个信息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支配权力，支配着人类大部分话语体系。而且随着传媒系统越来越集中化和商业代，话语权力也口趋中心化，特别是主流媒体巨头以其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已经处于社会的权力核心地位。”丹尼尔·博克维兹（Daniel Berkowitz）则从信源角度指出受众对媒体机构的选择，基于信息源头可靠性的客观基准。而官方媒体的权威会相对受到较少质疑，受众对真相的接受度也较高（陈曦,康茜,莫詹坤.2018）。由此可见，在大众传播时代，传统主流媒体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相裁判者的角色，即成为真相的界定者和代言人。
(三)社交媒体：后真相的助推者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新闻模糊了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界线，记者不再对新闻话语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用户不仅可以随时在新闻报道后面进行补充、评论和讨论，还可借助各类社交媒体对新闻进行转发与评论，形成信息与观点的同时扩散，这就是互动性新闻话语的形成。在传统新闻话语实践中，传统媒体能够持续地、大规模地生产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话语从而使自身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其中主要表现为威权话语和精英话语，而草根话语则占据着较少的篇幅比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向曾经只作为看客的受众敞开了通向新闻传播大舞台的大门，权力的去中心化使信息传播格局出现扁平化特征，即具有多个信息和表达节点。新闻行业的边界性日渐模糊。
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指出所有的社会现实都是由知识建构，而知识又是由权力构建的，因此社会现实是一种权力的建构[29]。大众传播阶段新闻从业者在建构社会事实中发挥着和重要作用。新闻客观性原则赋予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事件中进行信息采集和传播的排他性管辖权，塑造新闻场域内外的边界，将专业的“圈内人”和非专业的“圈外人”进行区分。曹珊（2018）从新闻从业者的书写权力角度出发认为新闻从业者毫无疑问是具有书写、书写权力的特殊群体，每天通过新闻的书写来传播社会事实。但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书写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挑战，来自于专业精神与业余行为，事实陈述和观点评论之间的边界模糊等，新闻从业者不再是唯一的新闻书写主体。新闻生产逐渐从组织化集体工作转变为社会化互动行为，新闻书写规则、新闻书写话语等均表现出多元动态的面向。
另外曹珊（2018）认为媒介技术赋权下的公众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新闻书写中，使用媒介书写策略表达出自身对于新闻事件的所见所闻，但难免会产生虚假、误导性信息，“新闻—事实”之间的关联弱化，后真相已然浮现。最终社会所有群体的媒介书写都会网罗进网络化时代中而非新闻从业者所独写。即越来越多元的社会群体话语会在新闻场域中呈现。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群体将会激烈地竞争话语权，大统一的主流新闻话语及任何绝对的事实表述均遭受质疑，众多的目击者、旁观者纷纷使用自己的话语来进行对真相的阐释，真相不再确定而是成了漂浮不定的观点和态度，拥有了话语权就拥有了真相。
在前社交媒体时期，胡翼青（2018）指出大众传媒是一种由于模拟和数字技术的采纳而可以实现光速传播的技术，它可以做到以一种接近同步的方式讲述刚刚发生的事实，这就是新闻传媒通常最喜欢自我表征的时效性原则。然而新媒介技术革命后，王艳玲（2017）指出手机功能的愈加智能化与自媒体应用的愈加火热一方面掀起了“公民新闻”的浪潮，催生了一大批公民新闻记者，仅凭一部手机便可时时记录身边的事情，他们发挥临场的优势，用生动的图片和感染性极强的小视频报道一些经常被传统媒体忽视的现象，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公民新闻的出现消弭了一个事件的发生到媒体从业者赶到现场的信息采集之间的所有时距，社交媒体的即时性给在大众传媒最擅长的速度以最致命的一击。Harsin, J.（2014）认为新闻和真相出现了暂时性的消费，不再是早晨和晚上发送，也不再是六点钟或八点播放——它是由数百万的哔哔声（beeps）和振动声(vibrations)组成的，而这些声音则会在一秒内改变形状或者消失，新闻则就是在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注意力经济中展开[34]。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闻周期急剧缩短，新闻更新频率大大加快，这也就是前述互联网新闻的“即时性”。为抢发新闻，新闻媒体多不等获知事件完整情势就发布消息，然后通过持续更新来加以完善。因此，在新闻网页上可以看到对于某个事件，从最初报道到最后的完整叙述，常常有几个稿本，形成一个话语的流动。传统媒体时代，后台也许会有不同的稿本，但最后刊发和播放的基本上是对事件较为确凿和完整的叙述。而互联网新闻的话语流动则将后台的稿本直接置于前台。所以“社交媒体消灭时距的传播同时也消灭了完整和确定的传播文本，于是新闻报道成为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新闻线索，而社交媒体就以这样的方式将后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可以接受的真相就是对一个刚刚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完整报道，报道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其细节的真实程度以及对因果关系的合理呈现，还取决于作者是否有着客观的立场。受众完全无法意识到，许多事件完全是因为报道而“发生”，许多事实因为没有报道因而等于不存在。而社交媒体上多元的权力主体以及碎片化的新闻线索一方面使得公众对大众传媒失望，认为它无法快速确定和提供事实与真相；另一方面意识到真相不过是权力规定下的真相，新闻报道原来是一种有组织和有谋划的真相制造活动，这便会彻底怀疑大众传媒是提供真相和共识的社会信息机构。不确定性和质疑成为真相的唯一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