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台湾乡土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维度。台湾早期乡土电影遵循“健康写实主义”方针，往往通过对农村田园如画风光的诗意描绘，以及对质朴、淳厚、善良的人性之美的展示，将乡土表现为虽清贫却静好和睦的乐土、远离纷争喧嚣的桃花源，从而传达出对乡土的深沉眷恋之情和浓厚的家园意识。故而台湾早期乡土电影中的“乡愁”，主要是对乡土的空间上的依恋和向往。
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承续了早期乡土电影的“乡愁”主题，但在乡愁表达上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既有空间层面上眷恋乡土、故园的“恋乡情结”；又有时间层面上追忆、回望已逝时光的“怀旧意识”；还有政治文化层面上审视台湾与大陆历史关系的“家国情怀”。
首先，空间层面上眷恋乡土、故乡的“恋乡情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城市逐渐变得繁华，乡村因尚未得到开发而显得落后、贫穷，城乡经济差异增大，传统价值观念渐趋解体，乡土底层愿望受阻。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不少乡土电影抓住了社会转型期的上述症候，表现乡下人进城后的痛苦、幻灭与挫败感，以及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在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等影片中，少年们或诱于都市的繁华，或为了维持生计，一个个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却遭遇到梦想的破灭与现实的疼痛。城市的喧嚣、躁动、欺诈，更激起背井离乡者对家园故土的怀念。在无所适从的痛苦、失落中，故乡成了唯一的眷恋之地和最后的避风港湾。
《风柜来的人》中，少年们在村子里虽然无所事事，却有海边放浪形骸的舞蹈、发自天性的自由欢乐。当他们一旦进入城市，却被无处不在的挫败感和压抑感笼罩包围。他们不知道坐几路公车到河西路美蕙的住处，想看电影又被骗子欺骗。而对主人公阿清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止这些，爱情受挫、亲情断裂、友情的难以为继，使他内心经受着强烈的阵痛。《恋恋风尘》中的阿远，到台北先后经历了被印刷厂老板欺压、摩托车被盗、女友阿云变心别嫁等一系列伤痛。当他返回家乡，蹲在地上聆听阿公慨叹台风影响番薯的收成时,远处的青山绿水、优美风景化解了内心的哀愁，伤痛得到了抚慰。故乡虽然贫穷、落后、荒僻，但有秀丽如画的风景、质朴纯真的亲情，足以疗治受伤的心灵，为疲惫的游子提供憩息之所，也成为乡愁的寄托之地。
其次，时间层面上追忆、回望已逝时光的“怀旧意识”。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大多采取儿童视角或回忆方式，以怀旧的温情口吻叙说着故乡往事和少年经历，将创作者的个体生命经验和情感体悟融入其中，回望和追忆往昔乡土及生命中美好的时光。
影片《童年往事》是对过往岁月的一次深情回眸，童年是成年的故乡，是自我生成的原点。影片通过对生命初处的回望，追忆已经成为过往的人、事、景物，对其进行想象性复原，以影像的方式再现生命中的吉光片羽，使其成为美好的寄托。 尽管童年岁月中也有创伤性体验，但恰恰因为这些岁月一去永不复返，不管是甜蜜抑或伤痛，都成为记忆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正如有论者所说：“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才成为美好无匹。”《冬冬的假期》从孩童视角呈现了台南苗栗美丽的乡土风光，苍茫的远山、清澈的溪流、金黄的稻田、苍翠的树林，以及树上的鸣蝉，共同构成了儿童眼中的乡村乐园，孩子们一起到河里游泳、打水仗，一起穿越田野，无拘无束地嬉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长的降临，这些美好和欢乐都将成为遥远的回忆。《风柜来的人》中，阿清在现实的迷茫与困顿中，不断回忆童年时代，那时父亲还没有被棒球打伤脑袋，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一家人其乐融融。岁月流转，那些美好的人、事、景物都消逝了，成了个体生命记忆中弥足珍贵的部分。上述影片在开阔的视野中，将个人与社会、时代巧妙地缝合起来，表现了台湾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可以说，“新电影”时期的台湾乡土电影既是成年个体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乡土生活经历和成长生命体验的深情回忆，也是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台湾对即将消逝的传统乡土社会的回望与凝视。既弥漫着生命个体浓郁的怀旧意识，又有着广阔的社会时代内涵。
再次，政治文化层面上审视台湾与大陆历史关系的“家国情怀”。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其乡愁表达不仅体现在对乡土的眷恋、对过去时光的追忆，还体现在对祖国大陆的热爱与思念，并进而从政治文化层面审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关系，传达出一种深沉悲怆的家国情怀。
在《童年往事》中，侯孝贤通过追忆自身的移民身份，讲述了祖辈、父辈“浓得化不开的”大陆乡愁。在祖辈和父辈心中，台湾只是不得已暂时落脚的“异乡”，大陆才是真正的故土和家园。影片中年迈的祖母，总是念叨着那条“回大陆的路”，祖母对大陆的思乡之情是如此强烈，遥远的空间距离仿佛几步就可跨越。她甚至带着孙子阿孝咕，走上了记忆中那条“回大陆的路”：在明亮的阳光下，弯曲狭窄的土路两边是繁盛的青草树木，那结满果实的芭乐树，那瓦屋前的晒谷场……这些路边风景，既是地道的台湾乡土风物，又寄托着老人对大陆故乡的深厚感情。影片对父辈的大陆乡愁也有不少细节表现，例如父亲收到亲人的来信，对大陆情况十分牵挂，忧心忡忡，母亲更因大陆亲人们在“运动”中的遭遇而伤心落泪。片中还提到父亲刚到台湾时不买家具，只买些竹器，打算过几年还是要回大陆的。在祖辈、父辈对大陆难以割舍的情感中，浓厚的大陆乡愁油然而生。
王童《香蕉天堂》中的得胜和门栓都是山东人，由于战争原因随部队到了台湾，从此有家难回，他们无比想念大陆故乡和家中年老的父母双亲。得胜疯掉时，把别人的母亲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抱头痛哭；门栓接到别人父亲的电话时，误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父亲，激动地眼泪纵横。影片通过人物对大陆家乡父母的强烈思念之情，把乡愁的温暖与甜蜜、酸楚与悲怆表达得淋漓尽致。
《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等影片，在追溯台湾近现代历史记忆的同时，还从政治文化层面审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台湾与大陆长时间的分离、疏远、隔膜，甚至出现了像《悲情城市》中“二二八”事件那样的“历史性创伤”。这些影片既表现了台湾与大陆骨肉分离的痛感，更传达出台湾与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例如《好男好女》中的钟浩东等人奔赴大陆后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与伤痛，但其革命理想和对祖国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总而言之，台湾“新电影”时期乡土电影中的“大陆乡愁”，不只是单纯的个人记忆，而是有着更为深沉悲怆的历史情怀和家国梦想。在“大陆乡愁”背后，流淌着的是“家国分离”的痛楚，以及回归大陆故乡的深深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