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歌悲剧性特征及其音乐创作实践的研究现状与构想

摘要：“路文”、“王文”、“陈文”所开辟的西北民歌“悲剧性”研究，歌种、地域、深度、理性分析、抽象音乐形态有待深入；“四时期”、“三流派”的音乐创作是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在创作实践领域的基本构架，是悲剧性特征研究的形态学依据；本课题的未来研究将以形态表现及其规律为重点，以此来把握其悲剧性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并主要通过声乐、器乐的创作实践来考察其悲剧性因素在创作实践中的应用状态与规律。

关键词：西北民歌 悲剧性特征 音乐创作 现状 构想

悲剧是客观限制、恶势力迫害或自身过错引起的事业失败或个体毁灭而引起肯定性精神价值的戏剧类型[1]。悲剧性本源于历史必然的要求与其实现的不可能而形成的对立[2]，或源于对立理想和势力在冲突中同归于尽而产生具有“永恒正义”的和解[3]，而西北民歌悲剧性源于因“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怜悯和恐惧”[4]甚至伟大痛苦,或源于伟大人物的灭亡[5]而产生的永恒价值的精神。西北民歌的悲剧性经历祭祀神灵、激情屈辱、追求平等、改造现实四个时期。而本文着重陈述西北民歌的悲剧性特征及其音乐创作实践的现状研究和构想。

一、        研究现状

（一）西北民歌悲剧性

1912-2008年间全文涉及西北民歌（1163篇）且以悲剧为主题（53670篇）的文章共计三篇，分别以《蒙古族叙事性短调民歌的悲剧性研究》（以下简称“路文”）[6]、《试论宁夏六盘山区传统花儿的悲剧性特征》[7]（以下简称“王文”）、《悠悠黄土情 凄凉声咽中——西北民歌凄凉美初研》[8]（以下简称“陈文”）为题。##end##

“路文”以蒙古族叙事性短调为研究对象，旨在挖掘其悲剧因素，并阐释其美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规律。首先分析山林狩猎时期三种音乐形式，挖掘悲剧性源头，进而梳理其流变；其次从生态、生产方式、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角度阐述其悲剧性成因；再进入题材与形态层面的剖析；最后划分美学类型并阐释其特征。“王文”首先界定悲剧性、悲剧意识，列举六盘山花儿的悲剧性特征；进而分析音乐、文学的悲剧性特征，概括音乐特征、歌词文化信息；最后从地域环境、人文特征、宗教、伦理、民族意识、演唱心理剖析其悲剧性成因，认为花儿不仅符合人类悲剧性精神本质，且反映了处在竞争危机里人类的普遍心态。“陈文”认为西北民歌悲剧性是客观存在的美感现象,具体表现于发音、发声、旋律特征、曲式、唱词结构、乐律、节奏速度等方面,甚至秦腔形态之中,其形成与西北地理、历史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

“路文”、“王文”、“陈文”所开辟的西北民歌“悲剧性”研究，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歌种上，有信天游、山曲的悲剧性研究尚待深入；地域上，有六盘山、蒙古叙事短调流行区以外的中国大陆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阴山以南、祁连山以东的晋、陕、甘、宁、青及内蒙西北（还包括中国境外的东干族聚居区等“飞地”等）有待开发研究的广大地区；深度上，欠缺社会历史的总体把握，其悲剧性表现少理性分析。总之，为了更高层次的审美，在现代音乐创作中，必须在寻求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合理的“抽象音乐形态”的同时，构建起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审美价值体系。

（二）创作实践

“纯四度加大二度”[9]，是核腔理论中关于西北民歌中重复率最高、具有典型意义的，体现西北民歌悲剧性特色的基因结构，它是分析、挖掘深层结构、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对音序组织进行“预构”的基础[10]，而具有悲剧性特征的全部西北民歌都不过是它的自由延长（申克理论）。声乐、器乐两大类创作实践都成功地应用了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

1.声乐

可分为延安时期、黄土摇滚时期、西部放歌时期、现代音乐时期。①延安时期：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的核腔[11]未被作曲家从理论高度认识的时候，西北民歌的悲剧性特征在作曲家的许多创作中已有自发的应用，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黄水谣》的灾难主题就是西北民歌核腔sol-la-re和双四度大跳re-sol-do的综合应用。深厚的民间基础、深刻的思想认识、真挚的民族情感使得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②黄土摇滚时期：苏越的《黄土高坡》、崔健的《一无所有》、徐沛东的《这一片热土》等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西北民歌悲剧性的外在因素，有的作品几乎看不出核腔结构在全曲中的支配地位，貌似激越、悲壮，浩浩荡荡，剑拔弩张之余，似乎缺少些坚强、深厚的内在悲剧性的涵养。③西部放歌时期：印青的《西部放歌》是成功应用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进行现代音乐创作的光辉典范。兰花花主题的“啊”腔，伴随着丰满的和声，人们载歌载舞，满怀豪情，奔向新生活的场面清晰可见。音乐经过核腔re-sol-la的装饰进行，最后结束在高音a2上，达到扬眉吐气、震撼人心的悲剧性效果。④现代音乐时期：谭盾创作的《夜宴》主题曲《我用所有报答爱》，以其精炼的材料、精湛的主题发展手法，采用高超的配器手法，用do-re-sol这个西北民歌核腔，结合小六度下行，成功地刻画了五代十国那个动乱年代的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真情难觅和世态炎凉，从而展示了伤痕累累的悲剧性内心世界[12]。

2.器乐

近些年来中国器乐创作一直面临尴尬[13],但利用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在器乐创作领域却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其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有以赵季平为代表的具象派、王西麟为代表的体验派、朱践耳为代表的理性派。以赵季平为代表的具象派：赵季平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里程碑和杰出代表，他以激昂高亢的悲剧性因素表达了对生命与生活的冲动，刻画出国人鲜活的灵魂，颂扬了民族不朽的精神，纵情讴歌了改革开放给虽历万古沧桑、千秋磨难而不改乐观豪情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坚韧勇敢与自信奔放。赵季平的电影音乐创作经历了一致、融入和超越三个时期[14]；他为《黄土地》、《红高粱》、《炮打双灯》、《菊豆》、《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秦颂》等影片的音乐创作，都很好地运用和发挥了西北地区民族乐器和西北民歌悲剧性旋律因素的特点；他所精心挑选的如《秋菊打官司》中的秦腔等地方音乐和如《菊豆》中的埙等特色乐器，吻合了中国新民俗电影“走向世界”的策略[15]。②以王西麟为代表的体验派：以三、四交为代表，王西麟一系列气势恢弘以多重音乐元素庞杂而缜密地交织着济世热情与冷静思辨的作品，标志着他继承了屈原、司马迁、杜甫等先驱“诗可以怨”的伟大悲剧传统，与境外先贤如雨果、贝多芬、左拉、萨特、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等共同组成了一个薪火相传的人道主义文艺家群体——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16]。《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8号）有源于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的秦腔、上党梆子；四交以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构成作品苍凉沉郁的慢板乐章，真实再现了人类生命和命运的历史长河—混沌、漫长、苦难、迷茫、漂泊、思索和祈盼[17]；《为鲁迅〈铸剑〉而作二首》（作品28号，1993年），溶入源于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的上党梆子、蒲剧段唱腔，张扬着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壮烈情怀，是利用先锋派音乐语言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重新梳理和突破，试图打破中国历来过于恪守“中庸”原则的审美习惯[18]。③以朱践耳为代表的理性派：朱践耳交响曲是我国当代交响乐创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其极具“现代精神”的创作中，把西北民歌核腔d-g-a和g-ba四音构成一交主题音调，形成一种“知难而进”、“勉为其难”、“分离挺进”的悲剧性力量[19]。

“四时期”、“三流派”的音乐创作是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在创作实践领域的基本构架，是我们总结西北民歌的思想、社会、文化、历史特征的基本音乐形态学依据，其音像、乐谱是我们总结经验、提高审美、净化情感、振奋民族精神、共创和谐文化的基础。

二、本课题研究的构想

根据西北民歌悲剧性特征及其创作实践的研究现状，课题组确立了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重点难点和研究拟得出的主要结论，现分述如下。

（一）研究内容

必须清晰界定相关术语；全面把握研究现状；简明勾勒其源、流、变的基本轨迹；翔实而分明的音乐形态展示结合内在规律的概括把握；梳理悲剧性特征的美学类型；从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高度把握悲剧性成因；从理论高度认识核腔是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把握西北民歌 悲剧性特征在音乐创作实践中所呈现的基本面貌、一般规律；预测音乐创作趋势，探讨构建支撑创作和表演的西北民歌悲剧性思想体系的新途径。

（二）研究思路

明确核心词汇的含义，全面把握研究现状，勾勒历史轨迹，以形态为基础进行美学、心理学的归纳总结，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大环境把握西北民歌悲剧性根源，从现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中探求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表达的共性、规律，并以此预测、顺应、带动音乐与文化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方法上，要精心组织，发挥博导、教授、博士的学术带头作用，发挥个体优势，激发群体活力，重大问题集体攻关；立足本单位，求真务实，放眼全国，博采众长，加强同西北地区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数据库为线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实证为主，兼顾情感体验，坚持文献考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音像乐谱配套，言必有据，言简意赅。

（三）研究重点难点

研究重点主要确立在以下几个方面：西北民歌悲剧性音乐形态中的种种表现及其规律；西北民歌悲剧性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声乐、器乐两大类考察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在创作实践中的应用活动与规律。研究的难点是：从延安时期、黄土摇滚时期、西部放歌时期、现代音乐时期的声乐创作与具象派、体验派、理性派的器乐创作实践探求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在创作实践领域的基本面貌、一般规律。

（四）主要结论

研究的主要结论主要是：西北民歌悲剧性在发音发声、旋律特征、曲式结构、乐律等形态中具有丰富的表现且呈现一定规律性；西北民歌悲剧性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民族意识等诸多根源；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在声乐、器乐两大类创作实践中具有很多成功的应用，表现出从具象经体验到理性抽象的一般规律。

总之，对信天游、山曲的悲剧性作专题研究，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尚属首次，因而此研究具有开创意义。高度的学科综合：本课题内容涉及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创作领域，是综合性研究与分类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学科前沿性特征：民歌悲剧性研究是音乐学、心理学、美学等交叉学科的前沿课题，利用西北民歌悲剧性因素创作的现代音乐的音乐分析是作曲理论中关于音乐分析的前沿课题；音响与乐谱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使研究能借助创作技法揭示作品所反映的深刻思想，是基础性与实用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