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吃人”的礼教，一向是鲁迅批判的对象，并赞成启蒙，强调“启发人的明百性。”但对旧道德进行批判的同时，鲁迅对启蒙保持了比同时代人更为理智的清醒。
子君无疑是封建道德下的牺牲品。尽管子君被启蒙后，可以反抗家庭，自由恋爱。但返回家中后，“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因为作者以手记的形式回忆过去，并不能详细说明子君是受到怎样的威严和冷眼的。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父亲代表的是家庭的专制和权威，对于女儿的“不听话”，他可以行使任意的权力。旁人则认为子君与人私奔、终免不了被抛弃是坏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习俗与制度的恶果，是为“不贞洁”的女人。那么子君的死，以及旁人（伯父的同窗）的无所谓态度，便是对封建礼教最强烈的控诉。尽管子君的死因并不知，但如果封建道德和社会舆论能给予子君以支持的话，子君的结局也不到达死的地步。
涓生作为启蒙者的形象出现，就不会受封建道德的束缚吗？涓生可以自由恋爱，可以坚持个人主义，寻找自己的新生路，但子君走后，他便后悔“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承认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她。”知道子君死后，涓生由起初的后悔，到空虚、寂寞、悔恨、悲哀，而这永远不能被原谅了。“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地饶恕；否则，地狱般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就是说，涓生也没有逃离已迁入其骨髓的封建道德的束缚，他以封建礼教的准则批判自己的行为，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子君。
封建礼教“吃人”，启蒙如何“立人”？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什么是启蒙，康德在做出了回答“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造成它的原因并非人们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而鲁迅也很强调“启发人的明白的理念”， 试想以“启蒙”来达到“立人”的目的。
但在五四运动的早期，鲁迅就发现了新式知识分子们所幻想的思想革命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隔膜，启蒙脱离社会民众的缺陷，《药》是最明显的代表，因此启蒙一开始便内涵着失败的可能性。假设涓生是一位真正的启蒙者的话，涓生对未脱稚气的子君的思想启蒙，促使了他们不顾传统道德的束缚而同居，但涓生3个星期后，便发现了与子君的隔膜，后来更是感到子君的浅薄，“我将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并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后来两人的沉默更是加剧了这种隔膜。鲁迅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变化喻示了当时启蒙脱离民众的社会现状，民众并没真正的觉醒。尽管初期已有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直到五卅惨案流血事件后，知识分子们才真正已经意识到启蒙思想在圈子里是一回事，在圈子外是另一回事。十余年来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所有思想都显得苍白无力。五四启蒙时期曾是那么富有批评和自负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却在进行断断续续忧郁的反思，就如涓生一样在悔恨的同时期冀着新生的路。启蒙是否可以推翻封建礼教实现“立人”的目的更多的对其未来的一种想象，五四知识分子们努力把这种想象变为现实。
在由想象变为现实，由理性启蒙反抗封建道德的过程中，源于启蒙与道德一样，成为了“压服人的权威”（周作人语），导致“启蒙成果的异化”。封建道德的背后是权力与权威，不需要民众的理智，只需要民众的顺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启蒙则是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但在这一美好愿望的背后，是另一种权威的压制。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天然处于精神上的不平等，在启蒙过程中，启蒙者的“独白”而非与被启蒙者的对话回到了传统道德说教的道路上。涓生对子君的高谈家庭专制，认为子君是幼稚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对话，是一方的灌输，而子君是被涓生的激情而非启蒙的内容所影响。为了反抗传统，激进的启蒙者们“真正喜欢听的很少，特别喜欢讲，并且热情洋溢，抓到你就说个不停，完全不把对方当作一个对话的对象，而仅仅当成一个接纳的对象、宣传的对象、斗争的对象，或同志之间相互鼓励以增强自信心的对象……”（杜维明语）我们看到，这样的启蒙不但与产生启蒙与启蒙者之间的隔膜，而且使启蒙落到旧道德的轨道上，如新的专制、新的权威的宣言，要培养一批新道德下的“顺民”。由此看来，作者选择涓生手记的形式，意味深远。涓生记录他与子君的爱情经历，但少有子君出场，大多情况下是涓生的自言自话，两人之间并没过多的交流对话，子君的形象是否如涓生描述的那样，不得而知，或许是涓生想象出来的。全文的悔恨与悲哀氛围由于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形成对比，尽管全文披上一层忏悔的面纱，依然遮挡不住鲁迅封建道德、对“伪”启蒙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