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观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一切诗词，凡上乘之作，都应该是“有境界”的。“境界”论诗，当始于《诗经》之“思无疆”，言其之思深广无穷也。思无疆，意无穷，也就是所谓“意趣高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情趣与艺术技巧结合的品格，包含着诗人的禀赋、胸襟和才学。中国历代“能自树立”的豪杰之士无不在力争这“第一义”的“境界”，可见“境界”于诗词的美学价值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人间词话》的“境界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笔者经过归纳总结认为主要包含了如下的几个方面。
其一，格调之雅。刘熙载《艺概》云：“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同样，王国维也非常看重诗人的人格品质，他说：“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内美”是指人高尚的道德品格。“王国维曾赞颂彪炳于中国文学史的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等大诗人‘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他将‘人格’置于境界之首，故论文天祥词，谓‘风骨甚高，亦有境界’。‘风骨’即由‘文格’所表现的‘人格’，惟‘人格’与‘文格’统一才称得上‘有境界’。”王国维对创作主体的“内美”的强调，体现了他对主体人格的审美取向。“‘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人格之境界来自于心灵之涵养，是诗词作家对于道德品格的内在要求，对人生崇高境界的坚定追求，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的综合呈现。高格的作品来自于美丽之心、高尚之品，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为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可见王国维对词人人格品质之看重。
其二、胸襟旷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苏轼、辛弃疾是两宋词人中的大家。“旷”和“豪”说的既是他们的性格特征也是两人词的风格。王国维认为；“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所谓“胸襟”即是说的二人浩然旷达的英雄气概。苏、辛词似天马脱羁，以阔大堂庑、超迈气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让人读来荡气回肠，词境更为深邃廓大，清雄淡远。“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王国维谓之“雅量高致”，其意可否作这样理解：其一是意趣不凡，气度之旷达宏阔；其二是秉直高洁，情致之雅正不阿。苏、辛是忧生忧世的热血男儿，心中正大光明，词中自有正气充盈其中，“不平之鸣，随处辄发”，“骨劲气猛，自成高风”。所谓“有境界”即是在他们的诗词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的“人格”力量。
其三，气象万千。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除了看重诗词的“高格”外，特别推赞诗词之气象。“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阕’，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李白的《忆秦娥》结句意境开阔，气象沉雄悲壮，使人在对景象的凝望中慨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悲悯的沉痛中陷入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繁华之景一一略过眼前，昔日煊赫的业绩已成过往，短短八字使人感到空间的广阔和时间的悠长，营造出一种穿越古今的时空感，大气而雄浑。“所谓‘气象’，王国维不是一般指景象，而是与他所强调的‘境界’相关联，即‘境界’中的一境——气象之境。这种‘境’，侧重于‘气’，而抒由‘境’激发的一腔之情，吐萦绕于胸的满腹感慨。故这里的‘情’，既非‘柔’的浅吟，又非‘软’的低唱，显得豪放俊逸，大气磅礴。”同样，王国维认为李后主的词也充满了“气象”，“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人的忧愁感慨已不仅限于一己之沉痛，而是对国亡家破，人生兴衰的万千身世之感，显得阔达雄深，构成了沉哀高远的意境。这种意境中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自是“高格”之作，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词之有境界”的重要衡定标准。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准则即是——“真”，他十分看重词之“真实”，认为这是古今第一流之作品所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真实之美”即包含了真切自然、真情真意、真实不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