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国内学界，西方学界关于政府回应问题研究起步早，研究时间长，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归结起来看，西方学界关于政府回应问题的研究集中讨论了回应或政府回应的含义、形式、价值、影响因素、回应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内容，可以说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形成了独有的研究特点，有关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尤其是对政府回应的民主价值和影响政府回应因素的探讨。
当然，西方学界关于政府回应问题的研究仍存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对政府回应概念的界定不够明确。尽管萨尔茨坦因从一般意义层面对政府回应的含义予以了一定的讨论，但多数学者在关于政府回应的研究中对政府回应的具体界定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比如在对政府回应的衡量问题上，有的学者将政府在特定政策领域的公共支出作为衡量指标，有的学者把政府的政策承诺或政策议程作为衡量指标，有的学者把某些领域的立法议程作为衡量指标。的确，一些学者承认政府回应作为一种“关系型”和“类属型”概念，它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因国家、问题、政策领域以及政府的分配模式而异。正因如此，在考察政府回应时需要明确具体的回应类型。其次，政府回应的民主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虽然达尔提出了回应是民主政府的重要特征的命题，但政府回应与平等、责任、效率等价值存在一定的矛盾，政府回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民主的价值，如何看待以及怎么处理政府回应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合理对待政府回应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回应困境”问题，都是西方学界没有做出更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后，政府回应研究的视野有待拓展。西方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基于选举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回应，多探讨竞争、选举、异质性等因素与政府回应的关系，这一研究取向虽然符合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现实，但也限制了其研究视野，对非竞争体制国家的研究明显缺乏，不利于其对其他制度类型下政府回应的认知。
结合西方学界关于政府回应问题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可以为国内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一定的建议。第一，国内学界在坚持管理主义研究取向的同时，应加强对政府回应价值的探讨，包括政府回应与其他价值关系的探讨。目前国内众多学者都是围绕“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多是以行政组织为主体、以管理主义为立场去考察政府回应，忽视了政府回应的其他主体以及政府回应与回应对象尤其是公众需求之间合理关系的分析。第二，国内学界应拓展对政府回应影响因素的研究。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关注政党、政府、立法机关等制度因素的同时，注重公共舆论、网络媒体、经济、文化以及环境条件等非制度因素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第三，国内学界应增进对政府回应中公民参与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学多数学者偏重于探讨政府回应的机制与改善政府回应的策略，比如，政府回应的平台建设、法制建设、政府回应能力的提升、第三方回应绩效评估等，主要还是强调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善，缺乏对公民自身与公民参与的关注与探讨。第四，国内学界应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增强以二元或多元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同时进行一些跨国、不同制度类型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