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入学习《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不难发现，本次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依然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问”，实现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选拔各类有突出才能的青年才俊到高等院校深造，为国家的发展贮备人力资源，培养出各个领域的大师。因此，高校培养模式的改革是高考改革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亟待完善的一环，因为随着高考改革的逐步深入，将对高校本科生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模式产生巨大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学生知识背景多元化
高考改革为提升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和录取到更符合专业要求的学生,将报考方式变更为“不分文理，自主选择高考科目”,但有学者对宁波市6所高中的2014级考生的选考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学生高考科目的选择受到学校学科课时安排、学校的师资力量的影响，学校课时安排较多、高职称教师多的学科较易被学生选择，因此必然会产生同一专业学生之间知识背景多元化的可能。此外，自主选考就无法避免功利性和投机性，学生功利性的自主选考使科目冷热不均的现象越发严重。高校方面，部分弱势学科、冷门专业为了招满生源，往往不设置专业要求，即所有科目组合均可无限制报考。以先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浙江省为例，不设限制专业在2017年（改革首年）占比为54.2%，而2019年为61.1%，上升了6.9个百分点，因此“物理遇冷”现象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生源选考的多元化所导致的知识能力差异化，自然会对现有班级授课制产生可见的冲击。
(二)生源素质能力差异化
学生选考的多元化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生源素质能力的差异化。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还不均衡，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远超过农村，而在城市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向政治地位（公务员身份、事业单位身份）和经济地位（学区房）倾斜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生源的知识基础差异巨大，这种现象当前在西部新建本科院校中尤为显著。即使在教育水平相对较好的省份也存在对新高考改革应对不足的现象，例如孙丽对宁波市四所高中的调查发现，仅有14.3%的教师非常了解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有6.3%的教师对新方案还没有清晰的了解,这一现象势必导致教师在教学进度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提升等方面制约了学生的知识掌握。因此，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深入，生源综合素养的短期下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江苏实施情况就发现考生功利化的选科现象日趋严重，造成科学素养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对于实施“专业（类）+学校”报考模式的省份，即使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中的后发展专业也将失去以往学校批次录取线的保护，面临生源质量下行的冲击。此外，“分类考试”“取消本科批次”等措施的实施，使一般本科高校处于高水平大学和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的夹击之中，生源质量不确定性增大。
(三)学生需求复杂化
传统考试招生制度背景下，学生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高考分数相近，学科知识背景相同，能力素养相近，因此大学中现行的班级授课制能较好的满足本科生教学要求。然而新考试招生制度实施后，学生的同质化特征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马太效应”，考试不分文理，高校的生源将会更加多元化，学生成绩形态由整齐划一的扁平化改变为参差不齐，知识背景的多元化和素质能力的差异化给本科生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与高中课程对应关系密切的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以温州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2017级学生为例，仅有30%的学生在高考中选考了物理，针对绝大部分同学不具备较好的物理基础这一现象,相应的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都需要进行极大程度的改变问题。而学生在就业时又需要满足企业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体系和基础能力体系的要求,这无疑给本科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极大的挑战，特别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师要在有限的课时内不仅要补齐学生入学前的基础差异，还不能降低课程要求以满足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
另一方面，学生知识价值观逐渐呈现出以就业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倾向，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5后”“00后”自我意识强烈，求职时既“理性”又凸显自我,他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内在需求，毕业生求职更加多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2017年所开展的8次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调查结果表明，选择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比例呈逐年递减趋势，由2003年高达82.3%降到2017年的39.7%。这反应了高校毕业生在工作单位类型选择的巨大转变，同时也就要求本科教学要时刻关注学生需求，“以生为本”的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