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如何完成自己的中国书写，是每个作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阎连科，他在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之下，完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转型。
在阎连科笔下，他对身体、疾病、残缺意象总是情有独钟。《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的丈夫尤石头年轻时发过疯病，所以她生下来的四个孩子都是痴傻的。《受活》中，一个名为“受活”（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的村庄，生活的却全是残疾人，他们或聋、或盲、或瘸，或者是长不大的侏儒。《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喉堵症铺天盖地地袭来，无人能都避免，四十岁成了他们翻不过的一座高山。
对待“身体”，阎连科更显示了他的焦虑与决绝。《年月日》的先爷，可以把血肉之躯作为玉米的养分。在尤四婆那里，身体成了一剂良药。在《炸裂志》中，女性的身体是城市发展的阶梯。在《日光流年》中，为了摆脱疾病，出卖身体（男人卖皮，女人卖淫），成了他们求生的唯一手段。在《受活》中，出售残缺的身体，成了致富的捷径。
梁鸿认为，在“贫穷”面前，“身体”的尊严是最不值得坚持的东西，因为后者无法解决更为迫切的生存问题……让孱弱、残疾的乡土之躯承担起走向现代化、完成原始积累，并最终挽救社会主义命运的使命，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反讽。但这一反讽中也泄露了历史的秘密逻辑：农民的“身体”再次成为唯一能够和世界对话、并参与历史进程之中的“资本”。在这些形而下的书写中，阎连科传达出了生存的意义。用身体做出对命运的绝望反抗，有“刑天舞干戚”的意味，也有《眉间尺》的味道，这是阎连科和鲁迅之间某种共通之处。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苦难”总是如影随行地伴随着人物，“苦难”，也是研究者们评论阎连科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在阎连科笔下，“苦难”绝不是“西方式的苦难”，不是在工业文明中被异化的个体所遭遇的困惑，而是一种植根于乡土的苦难，是中国式的苦难。从“瑶沟”系列开始，阎连科就一直没有放弃对农民生存境况的描写，在《情感狱》中，我们能看到乡土中国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文化，对人的精神造成的伤害，远比贫穷更让人绝望。《受活》不仅是圆全人对残疾的背叛，更是城市对乡村的背叛。阎连科的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因当中，摆脱了对马尔克斯的简单模仿。
所以，学者程光炜认为，“阎连科的小说的确是中国乡村题材小说中的一个‘另类’。他传承鲁迅的‘超现实’经验，推进赵树理‘乡村政治’的艺术想象，汲取马尔克斯、福克纳的文体形式，同时深度警觉与反抗着这些经典对自己艺术创造力的覆盖——这多样因素的交叉互通，实际构成了阎连科卓异的小说文体——或者可以说正是伟大而偏执的文学经典与阎连科艺术气质的结合,把他造就成了这样一个以话语‘狂欢’来推动叙事的独一无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