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中叙述者在叙述有关市民文化性格的内容时用到重复和反复这两种叙述频率，通过叙述者的重复和反复，隐含作者得以更全面、客观地贴近小说人物（以陈书玉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及其心态，而隐含作者之所以能如此全面、客观地展现市民文化性格，则与作者王安忆身处局外、旁观者清的文化身份有关。
反复叙述有如下几处：受人嫉妒被举报收购日本家具“通敌”，大虞与谭小姐婚事破灭，两家举家离开，陈书玉很多天寻找未果“一连来三天，三天如此，店里虞家店铺上了门板，谭家商铺门开着，伙计回避着远远看他”；陈书玉到立志小学的第一年，适应了教学的繁忙与假期的闲适，日子“日复一日”地过去；大跃进期间，每到领工资后，陈书玉都把钱放在案台，祖父父亲过后来取，家人之间相互不照面，无声无息地进行日常活动；经济困难时期，常自制“葡国鸡”解口腹之欲，“每每餐毕”用餐后都不忘驱赶油烟以免外人怀疑；《考工记》的重复叙述很多，以其中的三处重复叙述为例，“弟弟”的“顺其自然”的劝慰话叙述多次，“弟弟”告知陈书玉朱朱案件的进度，陈书玉向其请教如何处理祖宅，得到一句“顺其自然”的回复；经济困难时期受到冉朱夫妇寄来的生活物资写清单时想起“弟弟”的“顺其自然”的劝慰话；大虞看望陈书玉两人聊起如何对待宅子，再次提及“弟弟”的“顺其自然”。毒蘑菇事件被叙述四次：农学院老师教学生辨认蘑菇课程后，有女同学大胆挑战，香消玉殒。在误食毒蘑菇的女同学的悲剧情绪一直伴随他从小龙坎到南市的回程中；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他失眠时常回想往事，花丛中女同学苍白的脸文革结束后陈书玉学生成功考取交大回来与恩师叙旧，谈到求学话题时，他说道西南小龙坎求学时，误食毒蘑菇身亡的女同学。 靴子未落地的典故被叙述：陈书玉首次去川沙看大虞，临别时，两人提到某人楼上邻居睡前脱鞋，后来只听一只靴子落地声，暗指祸事来临，陈书玉认为朱朱和大虞历劫后半生平安无疑“已脱靴”；反右运动期间，陈书玉患失眠症，厌恶家里和单位的压抑氛围，为父母与姑婆的围绕物资展开的争吵烦扰，甚至希望家人都离开老宅，担心头顶“靴子”时时不落地；交出老宅办厂后与大虞相聚，两人都认为“楼上那只靴子总算落到地上”。
以陈书玉为示例，通过叙述者聚焦于陈书玉的友朋交往、供养家庭、享受生活等方面的反复与重复叙述，隐含作者有意使读者了解建国后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状态，在由新中国初期、“大跃进”运动，到60年代初三年经济萧条期、“文革”等社会历史进程中，陈书玉身上的市民文化性格被历时性、全方位地展现出来。隐含作者所要告知读者的是这样的市民精神：他们有积极、正派的一面，对家庭颇有责任心，用勤勉工作得来的薪资奉养亲人；珍视友情、渴望自由，即便在时局敏感时期也总有可以倾吐心声的渴望；注重现世生活存在的意义，时时有感于生命遁去无常；敏感于时代变化，谨言慎行，努力向新的生活准则靠拢。也有世俗的一面，以眼前利益为重，不惜“冒险”在经济拮据的社会大环境下满足口腹之欲，只为体验一次曾有的体面的生活感觉，其实是市民固有的追求享乐、精致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能够很快适应时代与生活的变化，但缺少生活理想，过着没有目标的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难免时时担心有祸事降临。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隐含作者既没有因立场偏见而刻意贬低市民性格的负面，也没有只突出其积极的那面，尽管是艺术虚构，也力求全面、客观，使读者对市民文化性格有多方面的理解。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说，隐含作者能秉持这样的文化审视立场是与作者的市民社会的外来者身份密切相关的。
王安忆曾自述自己对上海的态度，“我其实是一个对上海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人,因为我并不是根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对上海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我在这儿生活不是出自自觉的选择,但既然生活在了这里,我也对它有了认同,上海的那种纪律和方式是我适应的。”她也在访谈中多次提到自己是上海的外来者，“在王安忆内心感觉中，她是与上海本地人不同的一种人。这种不同究竟在哪里，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她回忆说，自己1954年出生在南京军区，1955年随部队转业的母亲来到了上海”，作为上海的外来者，干部后代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成长环境却并没有助力她完全融入上海的本土生活，她始终不以本地人自居。学者程旸在其《住在淮海中路的外省人——论王安忆的“军转二代”身份》论文中谈到，干部家庭的严格的“贵族化”培养教育方式把孩童时的王安忆限制在高级住宅区的家中，很少能接触到弄堂的孩子们，可见孩提时代的孤僻性格、邻里间鲜有玩伴奠定了其对上海的原初情感倾向，她的上海书写就不同于上海本土作家的本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