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科技发展，如现代医学、蒸汽机、铁路、电的发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到19世纪中期，对哥特小说的狂热逐渐冷却下来，然而恐怖氛围的塑造和运用继续在科勒律治的诗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1897）以及后世的恐怖小说和电影中延续了下来。哥特式场景和故事情节以不同的面貌不断重复着渲染恐怖的作用，虽然与原型在形式上已经不再完全重合，但其中某些特有的元素在现当代作品中仍能看到模仿的影子。19世纪中后期，对于超自然力、神秘主义的好奇和追捧愈发流行，1882年在英国成立了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研究特异功能现象，期望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对待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一方面为后来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实验手段，另一方面也揭露了不少以卖弄“灵媒、超自然力、读心术”为生的骗子。在当代的科学认识框架下，当时的研究和科技发展并不能完全解释所谓的“特异功能”现象，但其意义却在于：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向未知提出疑问并不断索取答案的追求。伴随着这样的社会背景，恐怖小说真正显现出它的独特发展，为读者提供了广阔无边的、超越现实真实体验的创作空间。在小说领域，创造恐怖效果的手段远比在现实生活中要丰富得多。恐惧感本身并不令人愉快，但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读者对其中虚构的艺术恐怖产生了共鸣。相对于现实的不解和恐怖，想象中的恐怖是逃避现实恐怖的一种方法，它是一个安全的天堂。
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并没有改变其对周围世界的不信任感和恐惧感。伴随着知识的拓展，呈现人类情感的19世纪的恐怖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日趋多样化。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真正具备了自然流露出的恐怖气息。同一时期，约翰·波利多里创作的《吸血鬼》（1819）通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段落建构了吸血鬼故事的基本脉络，塑造了经典的形象。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 1847-1912）收集整理了关于吸血鬼的欧洲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用书信体的形式创作了《德古拉》（Dracula, 1897），他模仿真实可信的口吻讲述了超自然力的神秘生物，并确立了吸血鬼的故事的特殊影响力。威廉·哈里森·安斯沃兹的小说和马里艾特船长的短篇小说《狼人》以及《鬼船》（1839）也都充满了恐怖和怪异。狄更斯也曾创作一些怪异诡谲的故事《信号员》。洛夫克拉夫特指出“该故事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以逼真的现实手法、沿着极为普通的创作路线写就，可以归于未来心理小说一派，也预示着哥特小说的衰退。”
在恐怖小说发展中，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美国作家、诗人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评论家们认为从本性和造诣来说，他的才华贡于诗歌和评论更多，但他的小说也为后世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因为在他之前，恐怖故事关注的是黑暗的主题，在形式上需要遵循一定的文学规范程式，或者普及一些训诫和道德价值观。坡的小说研究人类的心灵而非哥特式写作技巧，他抓住了恐怖的渊源，更强调故事的完整性。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他将人们对生死的困惑、对衰败的不情愿以及对死亡的逃避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他的大部分恐怖小说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9世纪，“恐怖小说家”是指以写作超自然神秘小说为主的作家。同时期其他小说家们的作品对于恐怖小说亦有不少佳作贡献。在19世纪法国的文学领域，几位占重要地位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都曾涉猎恐怖小说领域，其中不乏经典作品。维克多·雨果的第一部小说，即在20年代初的小说《冰岛恶魔》（1923）既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产物，又同时继承了哥特小说怪诞、恐怖的想象。巴尔扎克的《驴皮记》（1831）大胆运用了超自然的影响力来展示哲理性的思考。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是一部充满诡谲怪诞的宗教传说，小说并非关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是借此外壳来探讨人类道德、欲望、邪恶之间的纠缠。 小说文本处理由于心理压迫而形成的怪诞异化，启发了卡夫卡写人变甲虫；尤奈斯库写人变犀牛；奥尼尔写人到毛猿兽笼里寻找“归属”等，为现代派作家频繁运用的主题提供了基础。短篇小说家莫泊桑最早发表的《剥皮的手》《划船》也属于典型的怪诞恐怖小说范畴。不仅如此，《奥尔拉》（1887）被视为莫泊桑把“病痛和药物产生的幻觉和一些特殊的体验”混合而写成的作品，它对人类情绪进行了细腻的捕捉，把它推到疯狂的边缘，并体现了一种“毛骨悚然的真实”。甚至有后世研究者认为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已经换上精神疾病。在他的作品中能归类为怪诞恐怖小说的至少有30多篇。恐怖小说在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里也得到体现，小说《七个尖角阁的老宅》（1851）是关于祖先被诅咒的传说故事。霍桑是清教徒移民北美的第五代，他的叔叔曾是萨勒姆驱巫案的地方法官，家族背景和宗教信仰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很多作品都透出恐怖的气息，描述的情节往往令人心里为之一颤。英国作家王尔德在恐怖文学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不仅仅因为《道林·格雷的画像》充满了用死亡毁灭来劝诫的寓言式故事，而且也在于他的童话故事对于死亡、毁灭等主题所做的冷静剖析。可以看出，众多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都曾运用恐怖作为载体来创作，其原因并非单纯归结为哥特小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众多优秀的小说家凭借自己天生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捕捉到了藏于每个人心中渴望又惧怕的原始情绪——恐惧，经过各人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一种具有共性的文学题材。
同时，随着恐怖小说的发展，19世纪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逐步为人所知，她们开始运用恐怖的元素、恐怖的角色来创作。英国女作家维奥莱特·佩吉特（Violet Paget, 1856-1935），笔名斐农·李（Vernon Lee），以超自然力小说而留名，她的短篇小说探索了着魔和神秘力量这些主题。她著名的超自然故事作品收录于《惊魂记》（Hauntings, 1890），作品流露出她对神话的崇拜和对古旧艺术形式的欣赏。英国女性作家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 1858-1924）不仅涉猎儿童文学，同时也为成年人创作了亡灵、鬼魂主题的故事。她的创作利用了恐怖故事惯用的手法——潜伏的恐惧和未知的力量，并融合了富有戏剧式的情景。然而，女性作家的创作通常不被定义为恐怖小说，而是被当作其他类型，比如奇幻类或鬼怪类。
此阶段的恐怖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包含了人们无法言说的、思想深处的渴望和惊恐，一旦演绎出来，仿佛就管制住了这种恐惧，从而获得内心的秩序感；另一方面在于它能激发政治上、哲学上的深入思考，通过优秀的恐怖小说作品不断接近恐惧的审美艺术，艺术定并非普通现实的转化，艺术再现也不是机械地复制事物，艺术肩负有揭示实际性生活的本质的核心任务。“现实”可以定义为未经转化的，而艺术则把这一现实提升为“真理”。恐怖小说有很多固定的套路，在某些情况下运用的是暴力、恐怖元素、身体伤害而非纯粹的哥特风格，虽然二者都令人不安，但这些所谓的“象征物”之所以和恐惧发生联系是因为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不是凭空臆造的，是对于“死亡”这一终极恐惧的描摹，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会删去或者改编添加一些成分，正是这一过程不断往复的发生能促进人类更好地理解和探讨事物的本质。不仅如此，它们是揭露矛盾与冲突、伪善与欺骗，时而惊悚，时而又教育读者不要得意忘形，不要过于沉溺于安逸，因此，一部标准的恐怖小说的目的既在于娱乐，也在于教化和批判社会大众，而在此时期也曾出现过大量仅通过纯粹暴力、色情元素堆砌的作品，只是暂时博人眼球的表面拙作，并不具备优秀恐怖小说应有的品质。在此，不应该因为恐怖小说曾在某个阶段出现过“不是主流科学实验能解释的”或者“不符合真理、原则”的特性而否定它的意义，正如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提到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一个陈述可能一时是合理地可接受的，但却并不是真的。应该看到恐怖小说的功能是指向人类主要的情感，试图为判断事物提供理想化的可接受性，引导读者走向一种共同的情绪体验。19世纪恐怖小说在哥特小说构建的恐怖基础上不断发展，提炼和再现了恐惧的本质，也同时具备教化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