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兴”，张居正居功至伟。当年明月评价张居正说，“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身为大学士，又继任首辅，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领导者，张居正颇有政治手腕。从他联合宦官冯保挤走了前任首辅高拱，便足见其机心。万历皇帝年幼无所依仗，对首辅张大人全心信任，给予了他无上恩宠，这更助长了张居正专权独断的野心和气焰。张居正得以借万历皇帝的天子之威，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如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贪吏闻风丧胆；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欢欣鼓舞。
张居正得尽天时地利，却偏偏失了人和。他并非不懂谋算人心，却自负恩荣和才学，骄矜自傲不屑一顾。他的独断专权显然撼动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就像是企业老总的心腹和公司骨干，能力出众却偏偏把同事关系搞得一团糟。
高处不胜寒，张居正遭受忌恨是必然的。幼主强臣，向来是封建王朝的大忌。奈何张居正生前权势滔天，羽翼众多，轻易不可撼动。然而，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权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拔出萝卜带出泥，让一大批“抱大腿”的官员到了霉，包括有战神之伟绩的戚继光。说到底，把自己作为附庸，将未来寄托于某个人的宗派主义，实是一种很可悲的奴性思维。
相比张居正，同为首辅的申时行更像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懂得韬光养晦，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步张居正后尘。申时行喜欢做和事佬，他把和稀泥当做一门技术，当着皇帝和文官集团的调和人，总希望两边都不得罪。有人讽刺他首鼠两端，他也毫不在意。对于朝堂要事，申时行不像张居正独断专行，而是以虚心的姿态，听取众人意见。为了不显得恩宠过盛，他从一开始就避免和万历皇帝过多接触，后来又婉拒了皇帝赐予的“太师”尊号。他懂得“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也不愿在立储的问题上身先士卒代表群臣去劝诫皇帝。他的所作所为，最大程度的维护着自己。申时行温和的行事风格，固然有环境所致，与其个人性情也密不可分。他将儒家道义有选择地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没能调和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的深层矛盾，自己也勉强算明哲保身了。
文官中的其他特例，如海瑞。他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孔孟之道，视作为官为人的准则，殊不知整个文官集团所秉持的规则，是以道德的名义，充当维护自身集团利益的利器。所以，海瑞充其量只是座精神丰碑而已，朝中没他不行，有他有时却更不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群体利益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封建官场，历来不缺能人，缺的恰恰是可共事合作的能官。水至清则无鱼，海瑞过于刚正不阿、铁面无私，难免要被当成猪队友。
综观全局，万历的天子至尊，张居正的治世之能，申时行的洞明练达，海瑞的清正偏执，戚继光的军才伟略，李贽的离经叛道……最终，都是有明一代文官集团的手下败将。一个人败给了一群人，更确切地说，是个人沦为了群体道德和制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