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野”与“纯杂”：“域殊”、”文殊“即“种别”
“种别域殊”语出《汉书·叙传》“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字面理解“域殊”即是地域不同，但班固借此一词，不仅强调不同民族在地缘上的远近差异，文化上亦有文野之分，血缘上更有纯杂之别。
如：《匈奴传》中将匈奴与汉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模式加以比较，认为匈奴文化落后、习性野蛮，称之为“禽兽”，可见以大汉族主义史观下民族歧视和种族差别。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枉,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糜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
《西域传》同样带有鄙薄之意，刻意夸大西域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差距。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旎扇,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都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闻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糜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雄,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
（二）“治夷”与“变夷”：王制之下的差序格局和怀柔政策
“差序格局”源自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以亲疏、远近为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本土化特点，并强调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学概念，而在古代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系下中原对边疆民族的认识、管辖和治理也存在根据“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来划分亲疏关系的“差序”模式，在这种人际格局，或者说是民族关系之中，中原政权一切价值都以“华夏”作为中心而自我标榜和他者贬抑，尤其在人治色彩较浓的汉代社会，维持所谓华夷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并非法律，更多的是自先秦肇始“驱夷”的历史传统和秦汉以降传统社会中以“羁縻”、“怀柔”和“教化”为民族关系模式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运作。笔者之所以认为差序格局可以使用于对传统社会中治夷、变夷政策的观察，是因为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族群关系，或是民族关系，无外乎都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差异亦有，相似亦有，共通之处就在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带有流动性的人际交往，以及以集体意识为基础凝聚而成的族群认同，而对于修史者来说，更多的是个人根据时代意识的评判标准书写被时代所需、被统治者所用的“历史”。《汉书》民族列传即是在两汉嬗代之际儒家由“大一统”衍变而来的“正统”意识形态中根据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区别出“亲夏”与“疏狄”的差序格局的，从前文叙述班固在民族传中对一些少数民族轻视言辞即可显露出其“以夏为峰，傲视诸夷”以“己”为中心的睥睨姿态。
所以在班固看来，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当采取“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怀柔态度，在文化上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教化之；在政治上用“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的羁縻政策管辖之，而这种区别于司马迁“四海一家”的狭隘民族观，多半源自班固在大一统管理下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因汉族的经济优势衍生出极度的文化自信。
《汉书》详细记述了少数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及其统一于汉朝中央的过程，经历文景之治、武帝大一统、昭宣中兴近百年繁荣强盛西汉王朝，汉族人民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强烈的民族自信意识和华夏一统观念，西汉一朝，不仅在史实上就给了班固很大的发挥空间，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就班固个人来讲，班固一家，世世代代都是汉朝大臣，他自己从幼年起就读儒家经典，尊信儒学，这样班固自然就将“华夷之别”更加放大了，司马迁的华夷观念是潜意识里的，只可意会而不言传，而到了班固这里，就毫不掩饰的去表达对少数民族的轻蔑与鄙视了。
当然，我们从班固的身世和历史阶级和时代局限性来说，这倒也无可厚非。《汉书》曾对匈奴人的饮食、语言、生活习俗进行了描述，就把匈奴人比作“兽”，毫不掩饰民族轻视，在《汉书·西域传》里，班固就曾说“圣上远揽古今，因时制宜，羁縻不觉，辞而未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