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独立”到“从属”：以编撰体例为参考的布局侧重
在编排方式上，《史记》把与少数民族相关联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将各民族传穿插安排在与之相关的名臣将相列传之间。这种编撰体例的安排，一方面可以在史料并不充裕的情况下，集中将与某一民族相关的人、事、物并列作为参考依据，看似混乱重复，却能有效的把该民族信息进行传达，读者阅读时对一族历史之疑问亦可参顾他篇，以便加深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从司马迁的“华夷观”解阅，笔者认为这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相对平等理解基础上的一种有意安排。如：《匈奴列传》在《史记》中编排为一百一十卷，前篇一百零九卷为记载抗匈名将李广的《李将军列传》，后篇一百一十一为记录骠骑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再如：第一百一十六卷《西南夷列传》，其后便是出使西南夷的司马相如之传。这种安排不仅没有把少数民族看成是与汉王室对峙的异族,同时看重民族间融合、和谐的关系，有益于对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而在《汉书》中班固将民族传集中安排全书最后，从格式上来说，在末端专讲民族，体例布局和目录编篡会显得整齐；但从“华夷”视角分析，班固刻意将匈奴、西域、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历史书写区别于汉族对待，其实质是一种“华夷有别”狭隘民族意识和“内夏外夷、尊汉贬夷”民族对峙思想的文本体现。相比于《史记》的编排体例，《汉书》第九十四卷是《匈奴传》，与匈奴相关的汉室臣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传则分别安排在第五十四卷《李广苏建传》、第五十五卷《卫青霍去病传》；再如第九十五卷是《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而《司马相如传》则安排在第五十七卷。这种排序虽未明言歧视，但似乎有种把少数民族当作于汉族附庸、将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对立开来的感觉。
（二）“以和为贵”与“一战永逸”：以和亲政策为中心的战和衡量
西汉王朝作为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汉族疆域的扩张还是中原文化的辐射，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接触、混合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摩擦，这种摩擦即是从中原到边疆，汉王朝扩展版域、传播文化的需要，也是从边疆到中原，少数民族对汉族先进文化、优厚物质环境的渴望。因此当汉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需求在一定平衡区间内，边境局势就相对和平；而当双方的这种需求不断扩大以至于打破平衡之时，民族间的战火便会燃起，双方又要重新寻找新的空间来调适彼此的需求才能恢复至谐和。而就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无论汉、胡政权哪一方得势，新的调整空间也多数以汉嫁公主的和亲形式为考量。基于此，我们不妨从和亲的视野分析班、马的民族战和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高度赞扬和亲政策的。对司马迁而言，虽身处西汉鼎盛之世，但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情况尚距离不远。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胭,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国家无力承担大规模的兵事征伐，高祖被困平城便是在脱离社会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仓促用兵的结果。所以高祖平城解围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至武帝初年对北方匈奴的基本政策均为和亲，对南方的两越和西南夷也不采用武力征服，多是“安抚”“怀柔”的政策与之较好。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汉与少数民族间的矛盾得以缓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交流，司马迁所在的武帝盛世便是在此基础上经几代人努力而积累下来的，所以他在评论和亲政策时说道：“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具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
而当汉室强起，武帝南征北伐之际，心怀安定、赞同和平的司马迁则给出了不满之音。《匈奴列传》在评到伐匈奴时：
“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戚,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由此可看，他觉得与匈奴主要应该是以防御为主，结使交好，选择人才将相以保证边陲太平。在《大宛列传》中因汉族欺凌大宛而引起的矛盾，他也客观作评：“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多齐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比不掩盖汉族贸然挑起战端和失败的事实。由此可见，司马迁更倾向于民族的和平交流，强调和平时代下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各民族的协同发展。
班固虽也主张民族相安无事，但他对和却很鄙陋于和亲政策，不仅认为和亲无用，而且觉得是一种委屈求全下的一时之策。他在《匈奴传》中论及和亲时如此说：
“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己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己过乎。”
在他看来，和亲是“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背景下“约结和亲,贿遗单于”的无奈之举。班固民关系初衷是通过汉族的教化使少数民族臣服和归附，最终达到同化异族的目的。而当他在随军北伐匈奴胜利时，则更倾向于通过战争“一劳尔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使四海皆服于汉。
（三）“褒汉”必“抑夷”？以华夷地位为视角的叙事姿态
“华夷关系”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探讨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问题的热点议题，对华夷关系的不同的解读，不仅是秉持观点者学术渊源、人生阅历的经验反映，同时也是一个时代、一个王朝气度和胸襟的政治呈现。可以说，班、马民族史观中的华夷概念即是当世环境环境孕育之产物，反过来也催生了那个历史时代下“华夷观”的思考与转型。
司马迁“汉夷共述”的华夷观。首先，他认为“夏”和“夷”的之间最大的区别在文化层面，但是他又提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中原先进文化在各民族文化交融中保持优势地位，但强迫他族接受本族文化是不应该的，所以，他的观点是民族文化无论进步与落后，都不能成为评判一个民族的唯一标准，尊重文化的多样与独特，顺应文化糅合的自然趋势，这种民族文化观体现处司马迁豁达、包容的民族心态。其次，司马迁虽未能彻底摆脱传统的华夏贵贱尊卑的观点，但从《史记》的目录编排而言，民族传列之于汉族官家臣僚之间，仰夏贬夷的思想较之于先秦有了很大的改观，他的诸族同源说虽未能阐明政治上的民族平等,但是华夷交替叙述的模式却体现司马迁在学术上对少数民族地位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