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是大势所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国内市场化改革，通过消除服务贸易的进入壁垒和放松运营管制两方面的措施，使市场机制在竞争性服务业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美国通过多边贸易谈判的形式在WTO框架下签订了多个贸易协定，并积极倡导建立区域化组织，开放包括服务在内的本地区贸易市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4年签订的NAFTA和同年通过的《茂物宣言》，就分别勾画了美国在北美和亚太地区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长远蓝图。虽然目前世界正处于新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替发展时期，贸易促进政策和贸易限制措施并行发展，但总体上看，贸易促进措施仍高于限制措施，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或双边FTA协定都加强了对服务贸易的关注度，2009-2017年期间，G20国家每月出台的贸易促进政策都要高于限制政策。2016年9月到2017年5月间G20共出台了30项服务贸易促进措施( 王晓红，2018)，为了优化服务贸易环境，有些成员国对影响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也进行了修改，如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于电子交易和数据相关的通信领域采取新的促使等。总之，贸易自由化仍是大势所趋。
（二）中美的两国的产业优势各有侧重
由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差异，两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地位也有很大不同。就服务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2008-2017年期间美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年均高达68.97%，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78.9%，就业人数占私营部门就业总量的86.3%，相比之下2017年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同世界68.9%的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美国在金融、保险、数据处理、专业服务、电信、广告、影视娱乐等知识密集型和新兴服务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另外其数字贸易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已掌握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比还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忽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是跳不出“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高投入、高能耗”伴随着“低附加值和低效率”。 而且在转轨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还受到了条块分割体制的制约，服务业内部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电信以及某些专业服务业仍然被国有企业垄断或控制， 因此“质次价高”等问题普遍存在，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与质量同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中美两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悬殊差距和中国国内对服务需求的偏离，导致美国在金融、电信、网络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市场还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中美服务贸易尚有很大的空间和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
（三） 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利于美国扩大服务出口
首先，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处于“高端制造业”和“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双轮驱动阶段，发达的货物贸易需要更为完善和系统的服务软环境加以支持，包括研发、生产、流通以及相关的售后服务等。以往中国 “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体制，决定了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有限。未来几年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发展和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高端装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和化学工业等将成为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这些产业的高加工度和技术集约化拉长了价值链条，其中许多生产链条的细分又直接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生产专业化的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延伸需要大量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信息服务以及融资、中介等服务作为支持，这必然导致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过程中服务投入的大量增加。
其次，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有利于美国增加对华服务出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长久之策和立足之本。2017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幸福产业营业收入合计增长13.7%，比上年加快1.9个百分点。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消费结构开始从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向重视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向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性消费转变，因此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服务业等均呈现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这对于美国进一步拓展消费的需求空间，加大对中国服务业市场的开发力度，扩大对中国的服务供给，无疑大有裨益。
（四）中国日益开放的服务市场为美国提供了机遇
与“入世”开放服务业的承诺相比，实践当中的中国服务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与制造业相比虽然份额有所上升，但中国服务业的真实开放度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2014年我国服务业的真实开放度只比前文服务贸易十强国家中的印度略高，和其他国家相比都很低；再者，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的贡献显著大于服务贸易出口的贡献，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依存度较低；最后就是服务业外商投资流入对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的贡献显著大于服务业外商投资流出的贡献（姚战琪，2018）。可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将改变中国服务业中外资主要活跃在房地产、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领域的现状，其他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也必将成为外资投入的主要领域。对于美国来说，拓展在华服务贸易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通过跨境设立商业机构为中国的国内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凭借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将业务范围不断延伸。对中国而言，美国服务业的进入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和加速成长创造条件，通过催生、示范和带动作用，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