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夯实产业基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是相对水平，其发展与壮大是基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中国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深化和生产性服务资源在全球配置的时机，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进入并培植本土的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中高附加值链条的服务提供者，逐步优化服务业产业部门的内部结构。具体而言，大力发展跨境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借款和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费娇艳，2018）；大力发展技术和知识产权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引进来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壮大；针对我国运输服务连年巨额逆差，尚未与货物贸易的发展形成良好联动这一事实，发展国际物流运输服务贸易，完善口岸货物集疏运体系，加快发展国际海运和航空运输，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运输网络的跨国公司；大力发展现代商务服务，包括与货物贸易联系密切的电子商务、物流运输、广告营销、宣传策划、管理咨询等专业性服务，实现高端制造业和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双轮驱动”。
（二） 创新服务贸易模式，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目前，有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背景，也有“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制度条件，一方面，企业可以科学地细分需求市场，积极开拓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产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鼓励服务企业开展体验式消费服务、群体性共享式服务、个性需求定制服务等（刘东升，2017），推动多层次、多形式服务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人才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人才的培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紧缺人才的职业培训也相对滞后，这就要求必须加大在教育与科技方面的投入，支持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在正规高等教育中，改进课程设置，加强有市场需求的订单培训；对毕业后的大学生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培训来不断提高服务人才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鼓励社会办学，支持企业与高校联合办学；创新教育服务模式，建设大规模智慧学习平台，推广慕课、虚拟大学等新型教育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等。
（三） 承接服务外包，协调区域发展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是主动采取的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变迁。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多元化结构”及其适应性特征，决定了我国服务外包从1.0到3.0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李西林，2017）。在地缘结构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开放水平各不相同，区域间的专业服务供需结构和技术结构也存在梯度差异，须将巨大的服务市场和人力资本规模转化为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的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纵向、横向经济带建设的服务外包中心城市，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探索构建服务外包区域的协调发展机制。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通过鼓励高校与区域内的服务外包骨干企业、产业化基地和地方政府共建高水平的学生实习实践基地，整合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外包承接企业三方资源，组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外包服务研究中心和培训中心，重点引进和培养一批中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国际型人才，推动外包服务人才培育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行，构建可持续的服务外包人才供应链，为今后拓展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