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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重要挑战——全球环境危机及环境外交
 
更新日期:2019-10-25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浏览次数:311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因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而紧密相连,构成了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工业文明以降,数百年间人类进行的破坏性活动及不合理的资源使用,导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因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而紧密相连,构成了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工业文明以降,数百年间人类进行的破坏性活动及不合理的资源使用,导致生态严重失衡。环境污染、土地退化,资源短缺与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等,反映了地球环境的全面、系统性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早就超越了国界,而且呈现为全球性的恶化趋势,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且整体上没有好转迹象。人类的环境危机已经到达了地球支撑的极限,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置于事外。
按照环境学者的解释,环境之于人类具有三维“竞争性功能”。一是为人类及其他生物提供生存空间,二是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提供生存资源,三是为各类废品和污染物提供储存空间。这三种功能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如今地球所能提供生存资源已有多种接近枯竭,而废物和污染的总量严重溢出,超出了地球的承载力。同时每年人类还在继续制造大量的污染,环境公害的范围不断扩大,灾难连年不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行,人类生活有了更多的消费、丰富和便捷,但每一个进步的同时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并无清晰的测量。恩格斯曾有一个著名论断,每一次人类的所谓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上个世纪的最后30年,人类开始反思与自然的关系。从1972年首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重新认识,再到2002年联合国约翰内斯堡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数十年间人们不断深化着对环境与人类关系的认识。环境危机的严重性与全球性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安全危机、环境冲突等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热点,国际环境合作也成为国际关系当中的重要方面,并持续推动着现有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
在人类应对全球性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向世界传达了对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判断。此后这个理念多次出现在重要国际场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第71届联合国大会有关“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被纳入其中。这一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理解与认同。今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实施,环境外交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
所谓环境外交,简言之就是围绕着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国家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它是人类保护环境的努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兴起并发展起来的专门化的、有涉自然环境与资源问题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环境外交一般体现为国际环境协议谈判,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国家利益的维护及跨国环境项目与合作机制的建构等。围绕环境问题的外交活动覆盖面极广,除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之外,海洋污染、公海资源分配、越境污染(如跨国酸雨、越境废物转移等)、南极保护、臭氧层保护等等,都涉及到多个乃至所有国家,这些问题都已纳入到环境外交活动当中。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环境国际组织的建设与参与。目前主要有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环境组织。二是环境国际法则及公约的起草、谈判、签署、履约等问题,典型的如针对全球环境污染与排放问题的气候谈判,各种跨界资源共管以及全球资源问题的解决规则等等的磋商讨论与后续步骤。三是环境科学技术的合作研发、国际环保市场的开拓及其相关金融交易的展开。狭义地来看,环境外交着眼于各种国际会议与国际场合中关涉环境问题的国家间的博弈。
与传统的外交领域相比,环境外交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传统的外交活动领域主要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核心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对所谓人类共同利益鲜少关注。环境外交则不同,尽管环境外交活动中同样会强调和区分不同国家的环境利益与发展权益,但同时也重视全人类的共同环境利益并兼顾其他国家的环境权益,具有较为突出的公益性。这就是环境外交之独特之所在。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探索,对地球环境的共同保护,构成了环境外交对共同利益的关注,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内涵高度契合。正是基于人类同命运的认知,才能聚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应对环境危机的意志和努力。环境外交是迄今覆盖面最广的外交活动,1992年的里约会议,有183个国家代表团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上百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达会议现场。这空前的规模无疑也证实了环境外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环境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保护环境的需求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的产业结构、技术更新乃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环境伦理以及人与自然的道德观点等聚合起来的环境文化,通过包括环境外交途径在内的各种手段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民众心理乃至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而在环境外交的舞台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国家,都能找到共同语言,都能达成共同的认知,汇集人类智慧最终聚合为一致行动,这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注释。
简言之,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地球环境的全面危机,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必要和可能。尤其是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倒逼下,人类整体利益更加凸显。环境问题的连带效应,也迫使各国关注他国的环境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合作、共商与共享的思想和实践成为势所必然。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目前世界各国日益加深依赖、共担地球风险的现实,也涵盖了捍卫人类共同环境利益的需要以及合理共担环境责任的原则和认识,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环境外交这个平台上,有着广阔的作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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