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色，戒》对小说《色，戒》的改写
【摘 要】电影《色，戒》也是表现人性复杂性的艺术。在忠实于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基础上，就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强化改写：（一）强化了王佳芝与易先生的色情戏，满足了现代人对人性窥视的欲望；（二）强化了对王佳芝和易先生内心世界的展露。特别是对女主角生命孤立、下沉感觉、体验的叙述，增加了人性深度。（三）强化了女性对男性所谓神圣事业的厌倦和嘲弄。
【关键词】电影 小说 《色，戒》
2007年，由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在海内外上演，并引起普遍关注，被认定为2007年国内十大文化热点之一。然而，电影的搬演也引来众多谴责和非议，认为李安的电影《色，戒》与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一样庸俗不堪，将一个原本充满正义感的抗日爱国除奸活动“恶搞”成一场“私爱”闹剧，实在乏善可陈。首先说明，笔者对以上谴责和非议是赞成的，笔者理解这些谴责和非议者的心情，在一个有着悠久的精神整合和道德诉求传统的国度里，这种具有“破解力”的电影和小说均是不适宜的。因为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还是“为人生”而服务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分出一部分精神道德空间，从“人性复杂性”的角度来欣赏一下小说和电影，未始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里，张爱玲针对“域外人先生”对小说的指责，指出：“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1】。即言她写的是有人性缺陷的女特工形象的一段人生。有这样一个前提作保证，张爱玲写了主人公王佳芝在从事“美人计”除奸活动中“人性”的三个方面：（一）美女多虚荣浪漫，而虚荣浪漫的结果是毁灭。（二）女人往往为物质欲望权势所俘虏。王佳芝投身“美人计”目的在爱国除奸，但关键时候因为物质欲望权势的诱惑、干扰而将汉奸“捉放曹放走”【2】。（三）女人往往被一种无以名状、没理由的“爱”的情感所支配。三年来殚精竭虑地寻找除奸机会，机会来了，她却“忽然觉得”他是“真爱我的”，心中“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将除奸动机彻底打消，而将自己和同志们（实际是同学们）全部交出去枪毙。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张爱玲是在给男人的所谓神圣事业开玩笑。她通过这种写作颠覆了以往对女性圣洁、英雄形象的固定化、本质化想象和书写，从而将人们对女性及其心理、性格和命运的审美感知引向复杂化，引向深入。##end##
应该说，电影《色，戒》是非常忠实于原作的，张爱玲以上的女性观、女性命运表达，电影都有相当成功的体现。但是细看，改写还是存在的，而且也是成功的。
首先，电影从一般文化市场的需求出发，为满足现代人（一般都是城市化的人）对人性窥视的欲望，强化了王佳芝与易先生的色情关系。一个大学不毕业的女生，俏佳人，一个阅尽人生沧桑、人性成熟、气度丰盈的中年男子。一个在试探着诱惑，一个也在试探着接受诱惑。同时又共同防范着他的夫人及其他的女人。两个人的交往是秘密的，仿佛在观众面前将人性的隐秘展开。小说交代，两人每次在一起王佳芝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其实这也是老易的感觉。所以，电影专门增加了三次两人的床上戏，真刀真枪做起来。第一次，几乎是易先生对王佳芝的强暴，可见“色”的魅力虽大，但易先生的防范（“戒”）还是很强固的；第二次两人都比较松弛了，“戒”开始解除；第三次两人就和谐，投入且放肆，为下面说明“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做铺垫。当然它的商业效应诉求也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电影从人性复杂性的角度出发，强化了对王佳芝和易先生内心世界的展露和叙述。
先说王佳芝。电影淡化了对她虚荣浪漫想象一面的展露和叙述，而是强化她从最初参加抗日爱国剧演出，到卷入“美人计”活动欲罢不能，最后终于毁灭的心理过程的展露和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了人物的心理厚度和深度，同时人性复杂性也凸显了出来。
电影将王佳芝的大学生涯改为一年级，说明这是她成年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她遭遇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广州沦陷，她就读的岭南大学只好搬到香港借香港大学校舍上课学习。也就是她们成了流亡学生。所以，在香港她和她的同学参加抗日爱国剧演出，也是正常的。小说中叙述一次爱国剧演出成功后，王佳芝“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电影里则是剧团同学一起坐电车出去，只有自然的喜悦，并无过分的张扬。第一次与易先生应酬成功，她也并无小说中所写那样自我感觉特好，要“疯到天亮”，而是恐惧和担心。她非常疲倦地给邝裕民们说：“他要是再打电话来就是认真了，那我就等于要做他的情妇了。然后呢？你们想过没有，再来该怎么办？”这时，邝裕民们都走开，让赖金秀给她说：“你知道怎么做么，男女那事？”王佳芝问：“你们都商量过了？”赖金秀点头。这时，王佳芝并无小说中所写：“今天晚上，沐浴在舞台照明的光辉里，连梁闰生都不觉得讨厌了。┅┅于是戏继续演下去。”而是非常烦恼、疲倦，而又不忍认输，接着就走进里面房间，开始脱衣服。以后易先生夫妇突然回上海，她产生一种受捉弄的感觉。再以后，在上海，她又被邝裕民劝说到这工作中来，几次与老易激情的性交流、性表演，使她产生恐惧的感觉，觉得自己马上要坚持不住，要就此成为老易的俘虏。那一次，与邝裕民一起去找老吴汇报工作，渴望老吴他们能尽快下手，可老吴说上边很重视这条线，要王佳芝继续将老易栓在“陷阱”里，给这边掏取情报。这时，王佳芝有一段话，无疑是控诉：“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么？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得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身体里钻，还要像一条蛇一样地往我心里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它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钻进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地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但老吴极其严厉的训斥使她和当时在场的邝裕民都非常尴尬。后来，老易将她约到日本人取欢的地方，她明明知道老易不过是将她当成一个“妓女”罢了，但她还是动了真情一半也是为恐惧自己的生命前程地为老易唱了那首《天涯歌女》：“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哎呀哎哎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哎呀哎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哎呀哎哎呀。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这里，张爱玲一贯追求的人生“荒凉”感凸现了出来，这是小说所不能及的，而王佳芝这一“乱世佳人”的不幸命运也有了前期铺垫。看了电影，我们就会以为王佳芝最后将老易放走，就不仅仅是因为虚荣，因为浪漫，因为爱好物质，因为易动感情。她有一种人生苍茫，无所依靠，生命“下沉”的感觉，在这样一个“下沉”的过程中，只有老易一个人才是与她生死与共的。对于老易，电影尊重张爱玲的意思，也没有对他进行简单化处理，而是强化他对人生的恐惧感，彰显出他的机警，也展露出他的软弱。他知道他最怕“黑”，但他也知道他正生活在“黑”之中。他对生命所有的抓取和狂欢，都带有“最后”的性质。但又要努力将这“最后”延迟。所以他对王佳芝也有了惜香怜玉之情。所以，同样作为弱者、孤立无援的王佳芝看到老易那“平静的面容”，那“微笑的悲哀”时，忽然动了“真爱”之心，对他“捉放曹放走”，也成了顺理成章的。
其三，为了使王佳芝最后对易先生自动“缴械投降”有更充足的理由，电影还增加了她失去父母、凄苦身世一条线，使其在电影中对人生的感受更添了苍凉。电影叙述她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带弟弟去了英国，而她留在国内。港战爆发，寻父的路已不可能，就回上海，投奔舅妈家。舅妈将她的房子卖掉，说是供她上完大学，但也意味着她什么都没有了。当邝裕民在上海找到她，说那事还没完，要她参加；第一次接受老吴的领导，托老吴将她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代寄出去，可老吴在她去换衣服的时候，守着邝裕民将其烧掉。父亲，生命之父在哪里？生命的家园又在哪里？
有了以上做铺垫，小说中隐藏很深的女性对男性所谓神圣事业的嘲弄，到了电影里就彰显出来。文本叙述越靠后，王佳芝离自己的追求目标越远，而离老易则越来越近。她放走了老易，老易却将她和她的同学全部抓住，当晚统统枪毙。作为有爱国心、正义感的观众这里最无法容忍和接受。但是作为文学批评，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替王佳芝思考：慢说除奸没有成功，成功了，作为女性她又能得到什么？这一问题，张爱玲十七岁时在《霸王别姬》里就探讨过了，探讨的结果是男性霸权成功与否，女性都免不了被边缘化、被抛弃的处境和命运。在男人的这场权利战争中，女人只有在历史夹缝里被利用、被改写的份儿。当然，在今天多元化的思维语境里，不可将男人和女人进行整体本质化处理，因为同为男人或女人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站在整体女性的角度看，王佳芝的遭遇和命运也有一定的性别表征意义。也许就因为这一理解，电影增加以下情节片段：在一个荒凉幽暗的地方被枪毙的时候，邝裕民转过头来，向着王佳芝审视，而王佳芝也将视线迎过去，对着邝裕民审视。应该说，两人的心理感受都是复杂的。但这样的意思也明显地含在里面：邝裕民审视的是女性的弱点，而王佳芝则审视了男性的残酷和缺陷。关键是站在女性作者张爱玲的角度看（电影尊重了这一视角），男性对自己的残酷和缺陷还未必明了。所以，王佳芝对邝裕民的审视并没报以愧疚，而是坦然。她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又能怎么样？我只能这样！
参考文献：
【1】【2】《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C].《张爱玲集•郁金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455、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