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谈及波德莱尔的病态气质时认为波德莱尔的“病态”之中包含着“一种由于追求精神生活不成功而产生的真正的绝望”（艾略特，《现代教育与古典哲学》 192）。在艾略特看来，波德莱尔笔下诸如腐尸、苍蝇、蛆虫、粪土等病态的意象传达出象征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一种“清醒的绝望”（奠自佳 余虹14），波德莱尔意识到绝对的美不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世界，于是以有形的丑和恶去象征无形的真和美，在地狱般的现实世界中去象征天堂般的本体世界。可见，艾略特认为审丑于消极和绝望之中也反映着一种积极的精神追求，虽然这种积极追求和美好愿景在当时那个秩序崩塌、信仰衰落、社会四分五裂的时代中注定幻灭，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真善美的呼唤，寄托着人们无处安放的灵魂。莱斯利·希金斯指出“丑的事物既是祸源也是机遇”（ Higgins 132）这一思想反映在艾略特1920年论及但丁的一篇文章中。艾略特提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那些令人恐惧、惹人厌恶、肮脏污秽的事物的深思，作为必要且否定的动机表现着对美的追求”（qtd. Higgins 132）。艾略特还指出“恶的观念包含着善的观念”（艾略特，《现代教育与古典哲学》197）。这里，艾略特尤其强调了美与丑的交织互存，突出了“丑”的正面价值。他认为“丑”在消极中包含着积极的因素，现实世界的丑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折射出人们心灵里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变态地象征美，在对当下的审视中又包含着对当下的超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的审丑观之中包含着辩证法思想，他不仅将美与丑看作是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也同时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渗透，强调美丑交织共存的审美真实性，通过现象的丑的揭示来洞察本体的美的存在，将对丑的审视看作通往美、追求美的历程。
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体现了象征主义诗歌美学。象征主义者的世界观植根于柏拉图以来的唯灵主义思潮，他们将世界二分为可见的物质世界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即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在此基础上，象征主义诗人没有将这两个世界截然对立开来，而是强调两个世界的交织共存，即本体世界包含于现象世界之中。于是，象征主义诗人立足于可感的现象世界，以象征的方式来“洞观”现象世界背后的本体世界。波德莱尔的应和理论恰好说明了象征主义诗学中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波德莱尔的诗歌《应和》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象征的森林，不仅自然界万物是彼此相通的，人的感官之间以及人的心灵与自然界之间也是相互应和的。自然的、物质的客观世界不过是可感的表象，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精神的、更为真实的本体世界，这种无形的本体精神只有通过有形的象征才能把握。因此，现象世界也就是本体世界的象征。那么，为何说现象世界是本体世界的变态象征呢？“变态”一词源于变态心理学术语，指“不正常或异常的意思”（顾瑜奇2）。变态象征指的就是对本体世界歪曲的反映和曲折的表现。在美学思想上，象征主义者认为假恶丑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和真实状态，真善美不存在于现象世界，只存在于本体世界，企图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真善美是徒劳的。象征主义诗歌美学强调现象世界不过是本体世界异化后的结果，于是“伴随着异化的就是与本体世界对立的假恶丑，本体世界的真善美被现象世界的假恶丑掩盖了，但作为纯精神的因素还渗透在现象之中，也就是说，在现象世界的假恶丑中蕴含了本体世界的真善美”（奠自佳 余虹10，11）。因此，现象世界对本体世界的象征是一种变态的象征。在象征主义者那里，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如同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互渗透，美与丑也交织共存，本体世界的美在现象世界的丑之中，这才是最高的审美真实。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不仅体现了象征主义者对世界独特的审美把握，也表达了现代派作家的真实观。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在创作中追求一种最高的真实，他们一致将表现真实作为己任，但是现代派作家在何为真实这一点上却与传统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现代派作家眼中的真善美不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真与美在现代派作家那里产生了分化，这二者不仅完全不同，甚至可能相互对立。在他们看来美不仅无助于表现真实还可能会粉饰和扭曲真实。象征主义者甚至认为“传统诗歌把现实表现得高雅优美不是无知就是恶意的欺骗”（奠自佳 余虹18，19）。因此，现代派视“丑”为这个世界最高的真实，通过描写丑来揭示表象背后真善美的真实存在。
在艾略特笔下，充满着假恶丑的荒原就是这个现象世界，而艾略特洞察本体世界的方式就是寻找一系列“客观对应物”，在物质的现象世界和精神的本体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具象化的丑态象征抽象的美，在人间地狱般的荒原中呼唤理想的天堂。《荒原》开篇里那“死去的土地”、“沉闷的根芽”、“干枯的球茎”（艾略特，《四个四重奏》69）、“乱石的垃圾堆”、“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70）以及没有流水的干石等一系列意象勾勒出一个没有生机的荒原世界，象征着现代社会人们信仰的衰落和精神的荒芜，折射出诗人对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的传统社会的缅怀。此外，艾略特对疾病的书写也承载着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疾病作为一种重要的隐喻，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隐喻着20世纪西方社会中诸如战争暴力、人的异化等种种问题。腿部遭受重创的鱼王、被阉割的铁瑞希斯、惨遭割舌的翡绿眉拉等人物以其身体外观上的残缺隐喻地呈现着战争的暴力，变态地象征着一个没有硝烟的和平世界。精神分裂的普鲁弗洛克呈现着现代社会人与自我的异化，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与束缚，变态地折射出诗人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向往。因此，诗人在审视丑的当下之中放眼理想中美的风景，在假恶丑之中呼唤真善美，于美学追求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反思和超越。艾略特对丑的书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心灵的真实：残损的身体表现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精神疾病展示着现代人异化的内心世界。诗人通过书写丑不仅为他个人内心情感的表达找到客观对应物，并且这种主观上的心理感受已经走出了诗人狭隘的小我，表现出现代性和战争给一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与绝望情绪，展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灵的真实。
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与20世纪哲学上的非理性思潮、现代美学的审美转型以及20世纪初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首先，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无不以其悲观论调，使“丑”成为现代主义作家共同的书写对象。此外，20世纪传统美学到现代美学转型使得以理性主义为根基的传统美学大厦趋于瓦解。艾略特对“丑”的大量书写体现出美学范式上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反审美”和“反和谐”的美学特征，而这正是现代美学转型下对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传统美学的消解与颠覆。最后，20世纪的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科技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世界大战等给西方社会带来不同层面的冲击，这一些列社会危机也使得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将“丑”视为最高的真实，通过书写丑来呼唤对美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