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是社会基本现象及常态，与时俱进，常创常新，永无止境，为人类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设计人类社会未来蓝图，步入社会变迁轨道，将社会带向可持续发展理想境界，满足广大社会成员利益，是传播文化题中之义。
1．概念架构
传播文化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三个概念架构：一是将传播文化视为塑造者或变迁代理者；二是视其为反映社会的镜子；三是认为信息流通和分配导致社会结构差异。
变迁效果论。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关系互动引起的社会结构变革，既可能发生于个人生活，也可能发生于社会生活；既是地位、角色及行为的改变，又是文化价值体系改变。社会变迁往往成为社会学中心话题。社会变迁与传播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从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倡始的宣传与传播过程分析发端，到竞选、民调、广告、运动、青少年暴行等，从此传播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成为研究焦点。拉扎斯菲尔德和克拉珀主导的传播文化“有限效果论”认为，传播文化只是“强化”个人现存意见和态度而已，而非全盘接受。以诺莉纽曼、麦库姆斯、肖、高夫曼等主导的当代学者发现，传播文化比比皆是，具有强化力量，使现有社会制度合法化，视“变迁”为效果，民众无从逃避其影响。
理论架构。无论是“有限效果论”，还是“最大效果论”，在揭示传播文化与社会变迁关系时，围绕传播文化究竟塑造还是反映社会变迁，将其置于3个不同架构，分析举要：一是视传播文化为塑造者或变迁代理者，能够随意把个人或社会塑造成任何形状，是促进社会变迁及国家发展引擎；二是视传播文化为反映社会镜子，即“镜子理论”，运用内容分析及历史分析方法，探讨传播文化内容及其社会互动形态，视传播文化为社会制度一环，客观代表现实世界。认为传播文化作用是间接、隐晦、长期的，涉及个人价值观、生活型态、国民禀赋、政治倾向、流行音乐、信息、电视连续剧等，以及传播者的动机、意志、方式等，由此推论受众效果；三是“结构理论”,运用统计和历史分析方法，视社会阶层结构为传播文化与社会变迁关系的中介，既否定传播文化万能论，也否定单一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从社会变迁视角关注社会结构影响信息流动方向及分配均匀的问题，即信息流通及分配是否因为社会结构而显现差别，比较“无者”与“有者”、“边陲”与“核心”等对立统一范畴，分析其揭收信息数量如何因社会结构而调整。认为传播文化与社会变迁两者互动并非单一关系，应从国家在世界系统角色如“核心”或“边陲”，以及个人在社会阶层如“有者”或“无者”了解不同类型关系，其理论渊源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及第三世界对于西方传播文化模式反省思潮。
上述3种研究结果远近高低，各不相同，是研究者赋予传播文化何种角色所致。
2．社会意义
传播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传播文化组织系统深入社会每一阶层，波及范围广泛，当代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动荡，都可能影响全球安定。不言而喻，传播是社会与文化联系的桥梁，是推动当代社会发展动力。一个国家及地区传播文化兴盛与普及，常被作为衡量其发展指标。
传播文化古今传承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起，传播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传播扮演角色复杂而微妙，其特性在社会剧变中日渐显露。社会是个体集合的综合体，并非单纯组织。有人视社会为人类文化遗产，有人视其为人类互动所致和谐的实体或同心圆。社会不但依靠社会而持续发展，而且还依赖传播文化而不断完善。倘无人与人之间无数和谐关系集合，即无人类社会存在。只有充分认识传播文化功能作用，才能把握社会形成、延续、扩大，以及社会现代化过程。
传播文化推动社会互动关系建立。就人类文化行为而言，传播文化功能作用是使人与人相互之间，通过信息交换产生和谐意识，从而采取行动，组成社会互动关系。例如有人见火报警，警察立即采取消防行动；男女双方经过相识相恋而组织家庭；在公开竞选中大众通过媒体作选择等等，都是传播文化细致入微的体现。社会成员凭借传播文化而建立联系，融合人际关系，加深彼此相互依赖程度，形成共同信仰，接受共同游戏规则，从而建立和谐社会。多米尼克认为，研究传播文化时，应首先洞悉其在当代社会的动力机制。
传播文化创造和谐社会。中国古代圣哲荀子云：“人生不能无群。人，力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由此证明社会组成原理古已有之。人类群体可分为社会与家族两大世界。前者基于劳力利用及价值交换，以满足生活需要为目的，为大的社会世界。主要是利害合作关系，以满足欲望、追逐利益为目的，竞争与冲突激烈，如果要达到和谐，传播文化不可缺少；后者源于天性，基于天伦，属自然血缘亲情，为小的家庭世界，传播到位，摩擦较小，易产生和谐关系。
竞争是个体分散力量，传播文化是整体和谐力量，两者互动互促，相交相融，形影相随。文化背景相异的人群通过传播文化活动交往，增进彼此了解，构建和谐关系；也可能因利益而竞争，甚至战争，从而刺激、扩大或丰富传播文化，充分发挥其特性，致使人类社会性不断增加，在时间上加速，在空间上扩大，在程度上精确。无论国家、政府、机关、政党，还是学校、家庭，乃至国际社会，尽管领域不同，规模各异，从家庭一员到阶层一员、国家一员、国际一员，乃至人类“地球村”一员，其成员之间如同有机体依赖传播，基于互相了解而产生承认他人存在的自觉共鸣与和谐关系，导致全球化时代的通俗化、人性化的共同价值标准，从而创造和谐社会。诚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