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文化在国家发展中角色的应用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视传播文化为发展过程“下层结构”，是经济成长先决条件；二是视传播文化为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要素，占传播文化学主导；三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强调个人层次和传播文化效果，视传播文化为社会动员工具，是非社会变迁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1．发展理论的注入
从社会演化观点看，发展理论渊源流长。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人们普遍认同国家发展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经济增长。而历史证明，将现代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现代化模式，不禁反躬自问，传播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作用如何？
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与传播学经典。研究国家发展与传播文化关系的传播学经典似雨后春笋，百花齐放，如丹尼斯·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白鲁恂《传播与政治发展》，施兰姆《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以及罗氏《传播与发展》，贝罗《传播与国家发展》，罗吉斯《农民的现代化》等。穷则思变，“二战”后，欠发达国家纷纷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镜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动力则是经济成长。即使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多元化当代社会，很多学者因循守旧，仍然视经济发展为引擎，可带动非经济领域变革，致使国家迈向现代化，而认为非经济因素只是经济发展条件。落后国家既然无法返回时光隧道，重走西方发展轨迹，于是借助传播文化。蓝图与现实的差距。上述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受到严厉抨击，有人声称其发展理论过时，而施兰姆对其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初所绘蓝图有所出入，因此他主张“回到原来设计桌上”。经实证研究，发现传播文化对国家发展功能作用往往事倍功半，差强人意，原因归咎于传播“软体”，而非传播“硬体”，传播文化本身价值中立，效果强弱与内容及运用者相关，是“人”的问题。例举问题如下：
 第一，传播文化与社会发展相关度低，移情能力与传播文化之间关系弱化。第二，传播文化效果有限。媒介并非万能，其负面效果可能大于或抵销正面效果，尤其在第三世界，往往沦为社会控制工具，难以扮演社会改革角色，无从塑造现代化人格。 第三，传播文化形态万千，功能各异。仅媒介就有本土和外来，电子和印刷，大与小等多种类型，其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常常南辕北辙。
第四，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传播文化内容往往滞后，民众欠缺处理和适应信息的能力。
第五，发展中国家传播文化人才紧缺，发展计划沟通不够，新观念和新知识未能及时宣传，深入人心。
2．不甘寂寞的第三世界
   传播文化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梅里甘指出：战后，在现代传播科技的推动下，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是“最根本的工艺变革”。至21世纪初，“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传播革命”等名词似乎洪水横流。在传统社会，个体以感官认识外在世界；而在当代社会，我们将感官延伸于传播文化，因而“ 心明眼亮，目达耳通”。如果不是网络，中国人对特朗普的观感，甚至如何在白宫演讲可能大相径庭。可见传播文化与个人及社会息息相关。
从个人到社会，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内到国际，在多重层次变迁中，国家发展成为战后焦点：一方面，西欧国家百废待举，如何东山再起，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纷纷脱离殖民地位独立，期盼建立本土意义的经济强国，在国际社会中立足。追求经济成长虽是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但有赖于社会条件配合，传播文化应运而生，推波助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积极扶持传播文化研究，建立数以百计的传播文化培训中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导下，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传播文化发展，掀起第三次传播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网络传播风生水起。
传播文化效果论。195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传播文化寄予厚望，号召世界各国充分发挥报刊、广播、影视等媒体功能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专门委托施兰姆团队研究，于1964年出版《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著作，被战后新兴国家奉为圭臬。施兰姆扬弃那勒、德区等有关传播文化功能及现代化观点，审视传播文化促进国家发展角色。传播文化效果乐观论，持续到施兰姆和那勒合作的另一专著《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变迁》于1967年出版。10年后，两位学者在所著《传播与变迁：过去十年及其未来》一书中，其观点逆转，传播文化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是媒介另辟蹊径，还是爱莫能助?发展理论的分析架构似乎陷入困境。广义说，“发展”源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习惯被解释为“成长”同义词，具有价值判断意义。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因发达国家经济垄断及扩张，造成“世界信息新秩序”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其实早在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明文规定新闻报导及信息传播“客观真实”原则，并倡导第三世界创设新闻通讯社，以抵制新闻垄断。在1970年奈洛比会议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发达国家通讯社垄断信息市场、新闻报导持偏见、新闻单向流通，并列出问题症结，要求公平交流世界新闻和广播电视节目。以马克布莱为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组建“传播问题研究国际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从发展理论历史演变角度，综合“许多声音”中现代化和帝国主义两大思潮精华，否定单一发展“神话”，提出传播文化发展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解决“一个世界”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