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层次分为个人和社会两大方向，是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价值观念等领域全方位互动过程。传播文化俨然现代化“设计师”，充当“观望人”角色，具备报导、告知及教育功能，是传统通向现代社会桥梁、社会变革加速器、政治社会化助动器、创新扩散器和“现代人格”放大器，扩展视野，凝聚力量，刷新意识，提高期望，激起憧憬，指导大众新习俗、新行为、新方法，优化社会模式，形成健康风俗。中国现代化传播挑战与机遇并存，促推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双飞。
1．现代化概念
现代化两大方向。第一，个人层次。罗杰斯将现代化定义为“个人传统生活方式变成繁复、高度技术、迅速变迁的生活方式过程”；德区则以“社会动员”概念涵盖现代化内容，包括现代生活、传播媒介、迁居、都市化、放弃务农、识字、提高个人所得，认为社会、经济、心理及其行为方式正从传统转向现代，可见“社会动员”与现代化一致。提出类似概念的还有那勒、芮斯曼、英格尔斯、卡尔等学者，其中英格尔斯和卡尔曾在发展中国家实证研究，设计个人“现代性量表”。因此，从个人层次论，现代化即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第二，社会系统或制度层次。“现代化”常与“西化”或“欧化”划等号。华特认为，现代化是指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长期的文化和社会变迁。对雷格斯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自愿或非自愿发生的一种改变过程，缩小与更进步的社会文化、宗教、军事、技术的差距。柏格则认为现代化是在工艺技术冲击下，由经济成长引起的制度与文化变迁。全方位现代化。上述概念具有价值判断意味，艾森斯德则保持价值中立，宣称现代化是引起诸多社会抗议的持续文化和社会演化综合概念，包含物质技术层次、制度层次、思想行为层次的变迁，与其他社会变迁不同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社会现代化。新知识促使社会经济繁荣，吸引农村大批人口迁往城市，家庭关系、人群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产生变化，人类价值观念、教育制度、城市变迁、小家庭制度兴起，农民、市民、贵族之间差别逐步消除，和谐社会建立。同时，现代化带来新冲突和新问题，原有成规无法应付，如不设法遏阻或消弭，则不仅无法持续成长，而且社会可能“崩溃”或“逆退”，必须发展一套新体制适应变迁。艾森斯德放弃传统演化观，以“分殊化”取代“专门化”和“复杂化”，说明现代化社会特性。所谓“分殊化”，是指社会组织或体制彼此之间逐渐分离，并入专门性团体或角色，变成独特、自主组织。换句话说，是基于功能区分和角色专化的社会解组整合过程，从而创造新规则，规范各类新团体及其彼此冲突，是促成社会结构改变及社会变迁主要动力。因此，应构建“制度性结构”吸收变迁所引发的冲突。但取何种制度性结构，由分殊化程度和性质及其社会资源而定。结构分殊化没有一定模式，发展何种因应体制，也无公式可循，如同现代化一样常依精英分子推动。第二，政治现代化。人类将新知识运用于人事的重要结果，是政治功能的分化与政治体系高度整合。政府逐渐成为社会组织中枢，包括法律形态、行政方式、意识形态和人民参与政治程度等政治变迁。
第三，经济现代化。新知识带来新技术革新，使劳力机械化，生产蓬勃发展，国家生产总量与国民GDP迅速增加。劳动力结构改变，劳动分工日趋细密，形成分工制度，新企业形态形成。
第四，心理文化现代化。国民教育兴盛，现代知识及技术普及，新知识爆发与运用领域扩大，打破狭窄地域观念，普遍参与成为可能，对现代化具有催生意义。现代化转变过程萌起于12世纪西欧希腊科学复兴以来的知识扩展。最初，其扩展速率缓慢，15世纪后，其速度加快，人类逐渐了解自然奥秘，到20世纪，知识扩展更加迅速，专门的学理知识往往在一代之间即遭推翻，人类文化体系、行为模式、思想方式及价值标准渐趋一致，从而产生所谓大众文化。现代化可以被视为文化革命，是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有时是激烈式，但常常是演变式，或渐进式。现代化可以在某一地区内朝夕兴起，但要经过长期调整、整合及适应，才能形成新的文化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是由一组或多组新事物组成的具体图形。
因此，现代化是不断采用优良的新事物，而扬弃不良的旧事物。如果旧事物被同性质、同功能的新事物所代替，那么新的文化复体出现，形成现代化社会，是多方面领域变迁及其相互关联的人类文化转型结果，是社会城市化、政治民主化、经济信息化及价值理性化的互动过程，即工业化、社会化、都市化、民主化、普及化、世俗化、流动化、理性化、大众化等，转型根本动力产生于人类科技革命与知识爆炸。
2．现代化设计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代化目的，并非放弃优良传统和独立自主地位，片面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要融合二者长处，与时俱进，适应国际环境，创造符合本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文化。在这种适应与自动调整过程中，无不依赖传播文化活动完成。现代社会特征之一就是传播文化发展迅速，日益普遍。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传播文化无论在质或量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加速社会变迁，促使整个社会巨变，从而产生深刻持久影响。当代学者从现代化过程多元性着眼，经由科际整合方式，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与人类、政治和心理等科学范畴全面探讨传播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其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分析如下：
第一，传播文化是社会变革加速器。从国家发展观分析，传播文化具有监督、决策、参与、教育、守望及传播的多重功能，是促成国家变革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文化体系愈完备，通道愈畅通无阻，则社会各阶层之间联系愈紧密，关系愈和谐，从而成为现代化变革先决条件，加快社会变革分娩，缓解脱壳阵痛，有力促进国家发展。诚然，在传播文化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受到制约，面临严峻挑战。据日本文化学者大岛襄二的“波形扩散”研究成果，因自然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所致，传播文化空间由扩展扩散及迁移扩散造成，呈波状向外放射，由小到大、向内向外、由近向远延伸，逐渐扩大传播圈域， 地区分布连续，发生多次重复的层序，表现人类活动不同身份阶层；并在持续扩展中，一种文化吸收其它文化成分，形成复合文化。其演化机制具有连续性、外延性、层序性、复合性、包容性、整合性、阶层性、竞争性及同化性等特性。大岛提醒应当注重继承传统与开放吸收并举，促进良性整合，避免一味同化，从而推动整个国家及社会的全面发展。罗欧认为国家发展重要角色是传播文化，两者关系是“不断的”与“累积增加的”。施兰姆与温费德一致认为传播文化能沟通人们在知识与彼此态度之间的间隙，是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参与者。除了传播文化通道及信息增加外，尚需考虑“文化联系”、“群体关系”、“现代化传播技巧”等传播文化效果决定因素，从而促进现代化涅槃。印度学者杜比视现代化为变革历史变迁，认为传播文化主导变革，他强调“文化联系”的重要性，警告除非对“文化背景”、“预存文化”以及“文化适应”作缜密考虑，否则不会带来任何变革。
第二，传播文化是“现代人格”放大器。从心理学与社会学观点探讨，传播文化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形成之间具有关联性，不仅表现为经济状况，也表现为心理状态，所谓心理学观点是着眼于移性能力、动机、态度以及性格类型等方面的研究。那勒研究发现，现代化动力起源于人民的“心理微菌”，又叫“成就动机”那勒认为传播文化具有移性人格属性，能激发人性，对现代化心理起源非常重要。传播文化扩展了人类环境，也加强了社会整合、和谐关系、成就动机、意识培养、想象力、内聚力、创新力等现代化社会中人类必备能力，促使人们的政治知识、教育、就业或交流愿望显著增加。国家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改变具有传统倾向的个人素质，塑造和培养现代化人格，从而走上现代化之路。勒纳的现代化模式，包括都市化、识字率、媒介参与和政治参与及移性能力。勒纳解释“移性能力是将自己置身于他人情况下的能力。”他认为传播文化不仅能刺激“移情性格”产生，加速发展移性能力，还能普及至全社会。“移性”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传播技巧”，能使人将自己遐想成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进而对世上一切事物都感到兴趣，沉默的大众有了这种好奇心与遐想力后，才易静极思动，导致社会成长与经济发展。
都纳候与塞思发现三种类型的个性与传播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关。“外向型”的个性特征是与“外界直接接触”；“闭塞型”个性特征是“很少暴露于外界”；“传播性格型”暴露于媒介、新闻与公共事物的时间最多，显示较高的期望与成就，向往现代化。不谋而合，英格尔斯提出传统人和现代人概念，认为人的现代性形成与传播文化密切相关。传统人固步自封，畏惧革新，对传播文化抱有敌意，扼守传统价值观，被动接受命运，败坏良好道德风尚，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而现代人则可定义为“移情性格”，信任并积极接触信息来源。本斯和罗杰均认为现代化动机与传播文化密切相关。这里的态度乃是指“在高度城市化、工业化与教育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中，一个人所有的态度，信念与行为”。史密斯、英格尔斯、赫祖格、杜柏等学者发现，个人态度的现代化与其传播文化有高相关性。社会学家古雷则认为，传播文化能扩展人类环境与人类应付问题的能力，促成众人意见一致，社会平等，合理的分工及培养某种意识形态。渥斯同样认为传播文化的社会现代化功能是“将人种结合在一起”。传播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造成众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形成社会内聚力以及社会整合。第三，传播文化是政治社会化助动器。从政治观点探讨，传播文化在政治现代化中扮演多重角色时，已由过去的操纵逐渐退居为协调和指导，为政治提供理性决策，任何人都无法试图凭借传播文化欺骗或麻醉人民。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播文化可启迪民智，推广技术，普及知识，弘扬市场经济精神，提升理性，完善人格，打破狭窄亲情乡情观念，加强社会各阶层间交流，建立畅所欲言的社会形态，形成公众参与的政治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丹尼斯·麦奎尔和威廉·哈森认为，信息是国家财产和稀缺国有资源，国家政治目标至高无上，必须为国家政治目标服务。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优先其权利和自由，国家应限制新闻自由及穿越国境的新闻流动，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自主，支持国家民主化进程。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将传播文化基本功能归纳为：帮助社会寻求良方益法，建立健全法规制度，扩大个人自由等；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政治意见达成一致，促使政治社会化，建立国家观念，并为现代化国家提供政治文化。传播文化一方面要执行(监视)政府政策与行动的角色；一方面要“启民智”，鼓励民众参与发展计划与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时有冲突，但无论如何，在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社会中，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杰尔也认为传播文化可以提高民众的政治知识，创造政治变革的潜力。而佛瑞研究传播文化对土耳其政治现代化作用时，发现传播文化能将现代化模式中的政治知识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现代社会一方面是迈向才能的特殊化与分工化；另一方面分工细化，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一个团体，各个成员思想不同，个性各异，如何协调不同意见，形成共识，则有赖于传播文化参与，否则整个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
第四，传播文化是创新扩散器。罗杰斯提出“扩散模式”，作为发展传播学创新主导，视传播文化是社会变革必由之路。创新扩散过程呈现知晓-见解-决策-证实等4阶段，传播文化活动耳濡目染，一以贯之，展示创新内容、技术、方法及途径等，引导社会成员参与讨论，逐渐接纳，并最终决策。效果研究显示，在社区发展中，加速创新观念散布，主要取决于传播文化对意见领袖，以及意见领袖经由人际传播与其他村民传播观念时，其传播内容流通是否有效而定。教育始终在传播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视听教育成为时髦名词，借助先进传播文化手段，教育在质与量方面更加生动丰富；同时，传播文化因其普遍性成为娱乐的主要来源。综上，传播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现代化息息相关，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求与传播文化所担当的现代化“设计师”角色、功能不谋而合，传播文化因具备“报导”与“告知”能力，故能充当“观望人”任务，衔接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变迁，扩展传统社会视野，凝聚大众意识，教育训练大众，提高大众期望，指导大众新习俗、新行为、新方法，激起美好憧憬，优化社会模式，形成健康风俗等等。
3．中国现代化传播的挑战
中国现代化运动摧枯拉朽，移山排海，成绩卓著，出现下列转变：从身份到契约、从神圣到世俗、从社区到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原级团体到次级团体、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从关系到成就、从普化到专化。
第一，中西文化融合的挑战。现代化主流多来自于西方模式，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国人心理上出现两种不同心态：一是鄙视本土文化，认为凡是外国的就是好的；另一种相反，以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为出发点，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排斥外来文化。这两种心态都不健全，对于促进现代化有害无益。调和现代国民意志，使之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有赖于传播文化。
第二，现代人观念和行为方式落伍。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规范、价值尺度、个人思想行为等面临如下挑战：一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生活具有独立、流动、快速和多元等特点，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或北京等世界超大城市，浓缩现代社会，人们从家族伦理根深蒂固、风俗习惯墨守成规的穷乡僻壤，懵懵懂懂进入都市生活，一头雾水，疑惑不解，令人惶惶不安，思想往往失衡，反常言行屡见不鲜。二是工作经验的欠缺。传统教育方式体现精细性、滞后性和有限性。但当代社会人口骤增，求学需求猛涨，学校供不应求；又因教育观念因循守旧，教育内容抱残守缺，致使学用失枝脱节，健全人格培育少慢差费，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以致退避三舍或玩世不恭。三是价值观念的差距。由于不同文化汇聚、碰撞和交锋，大量新知识、新观念及新创意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随之各类问题接踵而至，如宗教信仰、战争、性行为、女权、道德、青年等问题。四是社会关系的失调。传统社会往往沿袭既往价值准则和社会规范来维系和谐关系，当代社会结构瞬息万变，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无论是信仰、种族、职业、收入，还是家庭、居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兴趣、爱好等，各方面和谐关系失衡，增添裂隙，必须重新整合。
第三，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双飞。在现代化过程中，每个国家的文化、社会背景不同，矛盾迥异。一是国际间，要通过沟通、交流和达成谅解，消除隔阂，缩小差距，寻求共识，谋求一致，加快发展速度，促推现代化理想。二是国内，现代化过程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和彻底性，不仅强调经济增长，还需要政治改革、教育创新、科技进步及社会转型。前者是物质利用，有形；后者是人性改变，无形。必须以传播文化为桥梁，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辅相成，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