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汲取法家精髓
毛泽东统战思想源头是中华传统智慧与中国革命实践，从某种意义说，毛泽东是法家典范。他扬弃法家学说“法势义”合理因素，提出统战思想方法论，并在与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过程中形成、丰富、发展和成熟。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又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贡献。第一，推崇商鞅立信变法富国强兵。1895年甲午战争后，列强入侵，瓜分豆剖，民族危机空前。1912年春，誉满三湘的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创始，18岁的毛泽东名列榜首，就读普通科一班。6月全校命题作文比赛，其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参赛夺魁。作文仅465字，紧扣“立信”二字，言必信，行必果，引经据典，借古喻今，提醒当政者依法治国。“商鞅之法与时俱进，是富国利民良法”，人心所向，奠定秦统一中国基础。一个18岁的中学生见解非同凡响，难能可贵。 第二，活用《韩非子》典故阐释统战方针。毛泽东青年时代反复诵读《韩非子》，活用“自相矛盾”“讳疾忌医”“名副其实”“循名责实”等典故阐释其统战思想。
毛泽东在研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与“思孟学派”孟子相比，儒家“礼乐学派”大师荀况，运用外在礼制将人引向和谐社会“善”途，其现实主义向法家倾斜。荀况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大法家。李斯任秦国丞相，助力秦始皇治国理政，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废除封建制，实行中央集权郡县制。韩非子集法家思想大成，提出封建君王统治术，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秦始皇用于内政外交，扫灭六国，成就霸业，奠定中国统一后2000余年政治基调。
第三，学习诸葛亮正身明法维护统战大局。汉代以后，儒法合流，共同建构延伸至清代的儒法国家,在政治家身上体现儒法双重性。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外儒内法”，儒法兼修典范如2000余年来万流景仰的诸葛亮,“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治理蜀国，整顿吏治，“亮作《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颁制《蜀科》及官吏守则。“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亲随故旧，甚至托孤重臣，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杜绝“曲法徇情，法开二门”，如弑刘封、诛彭羕、斩马谡、贬寒敏、黜廖立，惩李严等，有案可稽，诚如诸葛亮坦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依法治蜀四大功绩：“和吴”——统一战线；“和夷”——民族团结；“明法”——法治，“治军”——严纪。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运用诸葛亮法家智慧，完善其统战思想。第四，汲取刘备混淆统战矛盾主次败亡教训。针对“皖南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形势，毛泽东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典故告诫全党，指出“要分清矛盾主次，统一认识。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从而避免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应区分国民党不同派别，采取灵活机动统战政策，孤立打击国民党右翼，团结左翼，分化瓦解中间力量。” 毛泽东认为，刘备缺点一是混淆矛盾主次。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统战内部次要矛盾。一方面，当孙权每每进犯荆州时，诸葛亮为不激化矛盾，巧施缓兵之计；另一方面，主将关羽直性狭中，意气用事，如对内，以与“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大将”为耻，欲与马超比武争高低等；对外不顾大局，蔑视孙吴，如孙权为令郎向关羽千金求婚，与联吴抗曹不谋而合，关羽拒之千里，成为孙刘联盟瓦解转折点，致使失守荆州。二是用感情代替政策，刘备见二弟关羽被杀，誓死报仇雪恨，众臣苦谏无效，亲率蜀军倾巢东征，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血本无归，客死他乡。三是决策滞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善于总结经验，是统一战线领导者任务”。1959年3月郑州会议毛泽东讲话，比较三国时期领袖决策问题，认为曹操多谋善断，“见事早，得计早，提出好主意”；刘备稍逊一筹，“不能及时见事抓事，慢一拍”；袁绍则是“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反思：“应多召集会议调查研究，才能善断”。
第五，以刘邦纳谏统战为例说明法治兴国。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刘邦善于打造统战格局，营造畅所欲言氛围，是“从谏如流”典型。一是采纳张良建议，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二是楚汉划界后，听张良、陈平计策，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三是刘邦称帝后，听取齐人刘敬方案，建都从洛阳改为关中长安。而项羽“不听谋士范增的献计献策，刘胜项败并非偶然”。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批注道：“汉王不愧是一位高明政治家，而项王不是合格政治家。”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修生养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继任者曹参“萧规曹随”，打下“文景之治”基础。此后汉武帝采取法家方略执政，其孙子汉宣帝坚持法家路线，但太子汉元帝劝汉宣帝改用儒道。1957年6月毛泽东与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鼎盛之世，自元帝始每况愈下，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父亲法家路线。1966年3月在杭州讲话，毛泽东重申汉元帝用“儒学”治国，汉朝由此衰变直至灭亡。
2. 活用兵家智慧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军事战略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哲学军事化，军事哲学化。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从战争必然到战争自由。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毛泽东领导26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克敌制胜。毛泽东与美蒋反动派按照各自战略哲学思维，指导两军进行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结果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战胜美蒋反动派军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研读《孙子兵法》，其读书笔记《讲堂录》记载：“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内已国，而殖其民，已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孙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位君子矣。”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总结与蒋介石国民党军事战争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孙子兵法》原理，提出慎战持重、以弱胜强、机动灵活、因敌用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
《孙子兵法·兵势》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发挥人和，为将所向无敌，所击者万全。”《孙子兵法·始计》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战争只有符合民心，得到民众拥护，才能上下一致，生死同心，取得胜利。军事统战谋略可归纳三方面：一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结成最广泛统战；二是疏导感化敌军，化敌为友；三是建立广泛国际统战，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作报告，总结平津战役对敌军统战经验，提出军事打击和政治统战结合，解决国民党军队方式分为“天津、绥远、北平三种”。所谓“天津方式”，即在敌拒不投降情况下，坚决彻底歼灭；“绥远方式”，在强大统战及军事压力下，解决顽抗到底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将按兵不动的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北平方式”，使用和平方式迅速改编敌军。
3. 深谙纵横家韬略
毛泽东扬弃纵横家学说，政治交锋、军事斗争、外交斡旋，折冲樽俎，文韬武略，纵横驰骋，稳操胜券，游刃有余。“协四海求合”向苏联“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极世界对峙，毛泽东采取“一边倒”外交统战，丢掉对西方国家幻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一边，政治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倒向苏联一边，可以赢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承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边倒”战略成效显著。立国未久，美国即出兵朝鲜半岛，实际是中美两国较量，直接威胁中国安全。中苏同盟规定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侵犯将被视做对自己侵犯。毛泽东用苏联武器装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开赴朝鲜战场。朝鲜停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发起日内瓦和谈，并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标志新中国首次步入国际舞台，意味“一边倒”战略重大胜利。
“量长短远近”打开通向美国大门。《鬼谷子·忤合第六》曰：“忤合”规律是：比较彼此优劣长短，分析远近高低范围，知己知彼，游刃有余，可以前进或后退；可以合纵或连横。毛泽东关于美国外交统战思想经历曲折复杂演化过程，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思维定势几乎都将美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相联。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报告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美国经济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克服。美国是世界经济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迟早要倒，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7月10日和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与《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文章，嘲讽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虚伪性，抨击其阻碍抗日战争，延缓世界和平。194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世界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就是蒋共之争；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立场，严正批评和坚决抵抗。”美军为虎作伥，持续为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兵力、抢占军事先机，彻底粉碎毛泽东对美国幻想。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以美国为主要外交对手，中美建交障碍在于美国侵占台湾海峡，干涉内政。20世纪60年代，中国并未因美国的孤立而垮掉，美国却失去中国数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自1955年始，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断时续长达15年，共136次谈判无果。在周恩来和基辛格双方积极斡旋下，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首都握手言和，标志两极世界向三极世界转型，尼克松称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基辛格回忆道，两国首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尼克松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哪一个威胁更大时，毛泽东回答道：“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国外军队，我国军队不去国外。”毛泽东乐意打开通向美国大门，说明其国际统战视野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从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重新考虑中国与周围世界关系问题，是外交统战智慧的飞跃，从此中国人面前多了一个不同颜色的世界。
运用“忤合”之术划分世界三极。《鬼谷子·忤合第六》曰：“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凡是联合或对抗行动，其相应计策应根据事物之间联系权宜应变。知己知彼，抓住时机，兴利除弊。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全球可划分为三个世界，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是第二世界，我们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策略体现统战原则。一是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建立伊始，虽称苏联为老大哥，外交频繁，但毛泽东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始终立足第三世界阵营，严正表明独立自主立场。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虽然毛泽东认为美苏都是霸权主义国家，但我国与虎视眈眈的苏联接壤，威胁更大。而对于第二世界国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策略，在联合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时，警惕其危险性。三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在坚持国际统战原则性基础上，毛泽东区别划分世界，并且特殊对待美苏，表现对外战略灵活性。毛泽东以“三个世界”理论为基本框架，打破“冷战”以来形成的两极世界结构，迈出三大步两种选择：一是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倒向两极中一极与另一极对抗，与苏联共同反对美国；二是60年代独当一面，谁也不靠，两极之外同时与美苏两霸对抗；三是70年代与美国缓和，反对苏联。当然还可选择第三条道路，立足两极中间，与两边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两边都来往。一分为二，三条道路有利有弊。第一条道路有利于召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高百分比“基本群众”，但同时要反对世界两霸，危险大，而且要向弱小国家大量外援，负担重。第二条道路有利于得到两极中一方保护，压力小，且更有力量对另一方斗争，但弊端是易受霸权控制，如果中途摆脱，又易受孤立，所以此路难以长久。第三条道路或许更为理想，立足两极保持平衡，倒向哪一边不确定，谁都不能约束或孤立中国，谁都怕中国倒向对面，不是我求人，而是人求我；不是我怕人，而是人怕我。灵活机动，左右逢源，绝对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