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接受成为了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体论（ontology）在西方原有“存在论”和“是论”的含义，但由于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本体论也就常被理解为“宇宙论”或“本根论”。如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便认为，本体论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本体论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狭义的本体论则是广义本体论中“宇宙的起源和结构的研究以及宇宙本性的研究，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就此种意义而言，中国传统的本体论思想与西方近代本体论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异。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本体论是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作为本体的“道”“仁”“太极”“理”等均具有道德含义，也正是由此，张世英先生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特色概括为“天人合一”。人的道德价值依据于本体的道德意义，二者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西方近代本体论则以认识论为核心，以主客二分为特征，其本体不仅不具有道德意义，且时常与道德伦理相冲突。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近代学者在接受西方本体论时的焦虑：当本体的价值意义消解时，如何为人的价值存在寻找到本体的依据。于是，如何在传统形上——形下的思维框架之内融合西方的非道德本体就成为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本体论建构时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策略，王国维思想的特殊性由此而凸显。
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康有为在董仲舒的影响之下，融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将“元”视作世界的本体，“元为万物之本。”“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元”不仅仅是万物的本质，同时也是进化的根源与载体，“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由此康有为建构出与其社会改良思想相结合的本体论原则。与此同时，康有为从认识论延伸到价值论，由“元”及“仁”，并最终推论出其大同的社会理想。康有为的“元”一方面具有着认识论的意义，一方面又具有着价值论的意义，二者之间的统一依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延续着康有为的理路，谭嗣同引入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将“以太”作为物质本体，同时认为“以太为体，仁为用”，“以太为载体，仁为本源”，在认识论上以“以太”为本体，在价值论上又转向以“仁”为本体。与康有为、谭嗣同相比，受英国实证论者影响的严复对于本体论持存而不论的态度，转而以“质力相推”的理论来说明进化论。所谓“质”也即构成物质之元素，所谓“力”也即元素之间合和开辟的动力，质力相合，遂化生出宇宙万物并推动其运动变化。纵观以上中国近代早期启蒙论者，对于本体论的态度要么矛盾而含糊，要么存而不论，均未能直面认识论与价值论之间的冲突。王国维曾批评早期启蒙者“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分科”，其所说的“纯粹哲学”，也正是形而上学——本体论，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在王国维看来，早期启蒙者由于对于政治领域的关注，并未建立严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而是将其作为政治社会改革之工具。与这一批评相应，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移来了本体论的主张，并直面认识论与价值论之间的分裂，在心灵的苦痛挣扎中寻找出艰难的解决之道。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对宇宙人生充满终极之问的王国维特别重视本体论的意义，这从他对于康德、叔本华的不同评价便可见出。由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对本体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人类认识能力框定于现象界，所以王国维认为叔本华的意志本体救康德之弊，甚至重建了形而上学。在《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他论述道：“而汗德之学说，仅破坏的，而非建设的。彼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仅可谓之哲学之批评，未可谓之真正之哲学也。”但王国维由叔本华那里拿来的意志本体却与传统的价值本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并将后者冲击至粉碎。传统的价值本体认为作为万物本源的“道”“仁”“太极”“天理”“良知”是至善的，而对于恶的产生则以与本体异质的“气”或“滞于物”来加以解释，如《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朱熹所说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之差异；陆九渊所说的“心即是理”；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理”、“致良知”等等，均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正是由此，儒家设计出一条个体安身立命和群体和谐共处之路。对于儒家的本体论构建，王国维曾有所论述，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中他写道：“周子之‘太极’，张子之言‘太虚’，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视为宇宙人生之根本。”并在《论性》《释理》《原命》中对传统儒家的形而上学和人性论等进行批判。但是，当这一价值本体被意志本体所取代时，如何重新塑造安身立命与社会和谐之途也就成为王国维所要面临的困境。由于王氏的意志本体来源于叔本华，所以其救赎之道也就由叔本华所启发，但对于叔本华的救赎策略，王氏亦不满意，先后在《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中提出批判，这也就促使其跃出了叔本华的影响范畴，走上了一条中西古今融合的审美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