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奇文，话奇人——张承志<心灵史>赘言》一文中，以张承志写作历程为切入点，梳理张承志的心灵历程，认为张承志从依恋“母亲”的小孩，长成追寻“父亲”的少年，从个体英雄蜕扑向群体的英雄，并得出《心灵史》承载张承志本人的心灵转变的结论。这篇文章是最早以张承志的精神历程来阐述写作历程的研究成果，这一角度用全景式的视角考察张承志的思想流脉，有助于我们窥探《心灵史》实际上蕴涵张承志的动态思想。但是，文章在梳理的过程略显乏力，在表述方面不够用力。相反，程光炜在《<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则以更为理性的思维，条分缕析张承志内蒙插队、新疆考古和宁甘青走访三个经历对于张承志创作《心灵史》的重要关系，认为张承志决定创作《心灵史》最重要的精神诱因也在于此。梳理一个作家的生活方位，以此进行历史定位的情况，在经典作家研究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如鲁迅、沈从文等，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史成规。显然，程光炜是将张承志的写作纳入主流汉语写作的研究话语内考察，打破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汉族文学的壁垒，相互借鉴。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正确理解及公允评价张承志独特的文学现象，最终取得对《心灵史》更为深刻的作品阐释力及见解力。同样，我认为，张承志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家，梳理他个人的历史地图对其进行历史定位的情况，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切入作家的个人历史，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学创作，以点带面，匡清作家的写作文脉和思想动态，防止断章取义，甚至是将写作与经历割裂开来。这种考察作家创作在各个时间段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可得到更为精确的结论，这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张承志的创作及精神变迁之下来考察《心灵史》，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文本，以文本阐释文本，这是对其经典性解读的认可。将《心灵史》放入张承志的整个写作来考察，以点带面，对张承志整个写作有了全局性把握。然而，若是仅仅停留在作家空间位置的转移，而未将笔触涉及作家思想发展变化的动因，无疑于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