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灵史》为切入点，探讨张承志的文化身份，也是学界持续的关注点之一。《<穆斯林的葬礼><心灵史>刍议三题》和《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是最早谈及此话题的论文，前者认为《心灵史》是一部宗教文化的史诗，是张承志的信仰自白。《读张承志的“心灵史”》王锋则认为《心灵史》书写了回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且涉及到人应该如何生存的哲学命题，因而有走向世界文学的意义。挖掘了《心灵史》的民族特质，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在《略论张承志的回族文化观》白草则深刻地指出张承志的血统力量和民族学者身份对于回族文化的论述更具情感化和理性化的特点，由此得出既坚实又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在“理解宗教型人类的状况及其精神”的前提下，把握住“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张承志一方面论述回族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质特点，另一方面又重点剖析了回文化自身的特质，是一种难以把握的宗教心理。这种宗教心理使回族文化既有较深刻、美好的文化心理，但又受制于回族的乡约传统和小商传统的外界制约。杨怀中在《回族史论稿》后记中对张承志的研究方法及观点表示了肯定，但白草在赞同的同时也提出了如果缺乏心灵体验，这种研究方法还是有局限的质疑。在《论〈心灵史〉的宗教母题叙事》中，谭桂林认为《心灵史》延续了20世纪中国小说宗教母题叙事的发展，使伊斯兰宗教文化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诗性的阐释与定位,并且体现了当代知识者对宗教价值取向自由言说的追求。在文学价值及文学史意义层面，肯定《心灵史》的重要文学地位。在《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读张承志的<心灵史>》一文中，杨继国则将张承志作为回族代言人，认为张承志对民族题材的选择和大胆表现，对民族史的勇敢探索和民族命运的忠实描写，是受强烈的民族感情驱动。张承志的写法打破了文学常规，借鉴了回族哲合忍耶民间记述家的写作手法，真实而本原地讲述了哲合忍耶的历史故事，特别突出地表现了领袖体现的坚韧、敢于受难的回族民族精神。杨继国评论道，《心灵史》的出版是中国回族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起点的标志，高度肯定了回族作家张承志所代表的回族文学水平。
除了以张承志的回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来分析《心灵史》，张承志的另一重身份——知识分子，也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一文，王勇认为《心灵史》文本奇特，将研究视点转向知识分子形象“我”，认为“我”站在民间立场，是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立法者的组合体。张承志转向底层生活，创作《心灵史》，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反拨。传统知识分子寄生于体制之中，站在精英立场上审视问题，忽略了底层深处的生活，在张承志看来这样的探索是不够深入和彻底的。苏涛在《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史——重新理解<心灵史>》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心灵史》是解读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文本，将其视为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话语的重要资源。由此，张承志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学者的辨析中得到明晰。
张承志作为回族作家的翘首，探讨回族的文化身份，确有必要进行系统而深刻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静止地看待张承志的民族身份，甚至是淡化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刻意把张承志的创作变化当作主流汉文学语境中的特殊现象进行考察，而应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特殊的文学现象。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对于作家文化身份的探讨尤显重要，这不仅是探源作家作品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近年来文化身份焦虑的讨论而言也同样具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