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传入中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心灵史》正是在九十年代的新思潮传入中国时应运而生。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抵抗:张承志个案》中，龚刚认为不能断裂的看待张承志的“抗战文学”，要将其异国的受“歧视”经历与他抵制的“新殖民主义”结合看待。张承志认为“全球化”的“世界体制”意味着“西方列强”主宰全球格局，而主宰方式则由暴力控制转化为“文化、经济征服”，这种体制的时空对应物就是“新殖民主义”。张承志将“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放置在紧张的二元对立中，他认同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文化——疆域，以及民族国家身份，并以“抗战文学”这一话语层面的文化精神来抵制“新殖民主义”。龚刚在这里补充了不仅要以话语来对抗，还应落实在制度。他认为应当理性看待张承志的文本文化的对抗方式，张的自我中心思想有些理想化，并还需要警惕其恶化为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笔者认为，龚刚指出了面对现实问题的张承志，所倡导的“理想主义”是不成熟且狂热的，容易转变成极端主义。旷新年《从<心灵史>看张承志的写作》一文，“把《心灵史》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我们才算是走到了《心灵史》的入口。”把张承志《心灵史》放在全球化语境下考察，探讨张承志的反抗气质及其在寻根文学上的意义。他认为张承志的写作是对全球化的反拨，将哲合忍耶的历史作为反抗的有力武器。《心灵史》实质上是一种充分的底层立场的表达和反抗姿态的高昂，同时包含了张承志对“寻找文明的出路”的努力。本质上牵涉到人类追求自由这一个普世性的命题。姚新勇在《呈现、批判与重建——“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一文中，进一步剖析《心灵史》所承载的批判力及战斗意识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姚新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点考察张承志《心灵史》、《神示的诗篇》、《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中六种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功能关系分析这些要素由形式要素（理想主义）与内容要素构成。其中内容要素构成了“破—立”的关系，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张承志看来属于需要批判的“破”方，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治学方法属于“立”方，而形式要素则为张扬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想，姚认为张的理想主义具有结构功能的整合性，这种整合不仅使张的文本呈现一体性，还是整合了张思想中的批判和战斗意识，使破与立成为有机共同体，而非单一的二元对立，因此在这组对立关系中还包含着张的一种创新的整体性，姚认为张想在“建立起坚实的新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批判。”由此，姚新勇分析出张承志眼中的中国文化在后殖民主义中背腹受敌的困难处境，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并注入异质成分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的理想。
无可否认，《心灵史》很好地阐释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这一命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心灵史》是观察、理解《心灵史》思想上“孤立一隅”的一个重要视点，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参考价值。由此可理清张承志的创作思想，得出一条清晰的流脉，即对抗—追求自由—创新建设。然而，全球化是一个动态呈现的进程，“多义性”的《心灵史》所蕴涵的批判力仍有无尽宝藏，有待更多学者挖掘其中的可解释性，产生更多的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