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由洋务派官员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1866年，洋务派头面人物奕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西洋人为教习，并提出聘请当时著名的天文、数学家李善兰和邹伯奇当教习。“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 “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克伯尔测天文三纲，试一一言之”等都是当时的考题。基础天文知识和与航海、测量等有关的实用天文知识成为当时授课的主要内容，这也是晚清早期各式学校中天文学教育的共同特点。
洋务运动的兴起使大量的新式学堂层出不穷，《谈天》的传播和影响进一步扩大。《谈天》不但被各种学校的图书馆收藏，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目，而且天文学在很多新式学堂中，作为一门学科被列入西学课程之一。《谈天》“仅被视为士绅阶层的读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中国教育史上，格致书院是第一座专门研习“格致”之学的书院，是晚清时期最早传播科技知识的书院。格致书院通过开设课艺来推动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所谓“课艺”是指格致书院的学生们就西学问题和百家学说在模拟考场内写成的一篇篇文章。在此过程中，懂科学与时务的官绅纷纷来此以格致和时务命题、阅卷，如李鸿章、郑观应、盛宣怀等。将一、二、三等奖命名为超等、特等、一等奖，有助于充分激发考生的应试积极性；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则在课卷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讨论时下人们最关注的科学技术与时务。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格致书院课艺》最能反映当时学生的知识构成和思想观点，该文献由王韬收集历届优秀考生的试卷汇集而成。“格致类课艺不但讨论了近代科学的规范，而且讨论了各分支学科的具体内容。这些体现于考生课卷及命题鉴定人的评议之中”。课卷中包含了天文历算分支学科，主要跟以月离测经度方法、西方历法传入中国史、浑天说与盖天说有关。1889年在格致书院课卷中有一考题为“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考生孙维新分析了当时的三种天文学书籍《谈天》、《天文浅说》、《天文图说》，略述了《谈天》各卷的主要内容，称赞该书“所论皆近考新理”，“推求诸曜之理，不但言数而且言象，依象立法，确凿可据”。
《谈天》之卷四“地理”中首次提到“月離法”。“测月離亦可以定各地经度，月之动法甚繁，今不细论。略以其理浅言之，譬如有时表，其针恒指京师之时则无论何处，已测知本地之时，与此表之时相较，即可知本地经度……”，“月離法”是测量经度的多种方法之一。格致书院课艺测算篇中则记载学院曾出一题“以月離法测经度”，由于赫歇尔认为“月之动法甚繁”，故没有加以详细论之。超等第二名杨毓辉以“谈天言测度之理”为依据，提出想要测算经度，必须先对“初均数等八数进行解答，并通过实际测算给出了用此法求解各地经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谈天》带来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和哥白尼学说的精髓，其卷首提到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创始人培根。虽然当时牛顿的著作和培根的《新工具》等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但是他们的一些著名学说已经在晚清学者和学堂中流传，比如晚清格致书院的课艺考生朱澄叙曾对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进行过论证。
《天文揭要》二卷18章于1897年由美国传教士赫士（W. H. Hayes）口译，周文源笔述而成，并由益智书会出版，是当时所用的教材之一。1911年，山东公合大学堂再次刊行，被视为教材。“其内容大体分为天文用学、天体力学和天文体学三部分，当时被认为可以补正《谈天》之书”。
晚清民间学者邹伯奇（1819-1869），以《谈天》书中有关太阳系学说的最新天文学成果为依据，绘制过“赤道北恒星图”和“赤道南恒星图”， 制作过“天球仪”、“太阳系表演仪”。在晚清时期，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并未完全确立下来，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尤其是受到一些封建势力的极力阻扰，而他制作的仪器，以太阳为中心，显示出进步的天文学思想。他亲自制作的“太阳系表演仪”上，太阳居于中央，四周围绕着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地球、天王星、海王星和它们各自的卫星，还包括土星的光环等。邹伯奇还在自制的太阳系仪器上标示出了1846年发现的海王星，反映了当时对太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他还运用天文学理论，考证了中国古籍中关于天文学现象论述的一些正误，写有相关论文十几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曾被同文馆邀请做天文算学教习，而他自制的太阳系仪器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被广泛地应用，对当时的天文学教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